沈莫北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又慢慢松开。电话那头杜子腾的声音很闷，像是从嗓子深处挤出来的：“听说了，今天一早陆建川路过厂门口，看见杨书记在扫马路，回来眼睛都是红的，立马就打电话和我说了这事。”

“他什么反应？”

“杨书记？”杜子腾顿了顿，“陆建川说杨书记看见他了，朝他点了下头，然后继续扫。扫得挺仔细的，连路牙子缝里的烟头都抠出来了。”

沈莫北闭上眼，眼前浮现出杨国栋弯腰扫地的样子。

那个曾经站在全厂大会主席台上讲话不用稿子的人，那个在轧钢车间跟工人一起抡大锤把手掌磨出血泡的人，那个在“反右”时把厂里好几个技术骨干保下来的人——现在拿着一把竹扫帚，从东头扫到西头，再从西头扫回东头。

“子腾，你帮我去做几件事。”沈莫北重新拿起听筒，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沉稳，但比平时慢了几分，“第一，你每天安排个保卫处的人远远看着点，不用靠近，别让人欺负他；第二，他家里的情况你让陆建川去摸一下，米面油够不够，冬天取暖的煤有没有着落；第三——”

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第三，你让陆建川找个机会，把杨书记扫马路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他认识的那些老工人，不用煽情，就说事实。杨书记在轧钢厂干了二十年，带出来的徒弟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些人现在都在车间里，让他们知道老厂长在扫马路，比什么思想工作都管用。”

杜子腾在那头应了一声，犹豫了片刻，又低声问：“沈局，杨书记的事……能不能从上面想想办法？”

沈莫北沉默了几秒，窗外的银杏叶又落了一片，打着旋贴在玻璃上，像一只金黄色的眼睛。

“暂时不能。”他说，“杨书记被定性是‘待审查’，现在给他安排劳动，名义上是‘基层锻炼’，实际上就是变相惩罚，这个时候我去帮他说话，不但帮不了他，反而会让革委会那边盯得更紧，甚至会影响到我，毕竟杨书记的成分是个大问题，现在这个时候，高知份子的日子不好过啊，我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挂了电话，沈莫北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想起去年杨国栋被赶出办公室那天，陆建川回来说杨书记把墙上的锦旗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那面锦旗上写着“先进单位”，落款是冶金部，一九六五年。

那年轧钢厂提前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杨国栋带着全厂职工在厂门口放了半宿鞭炮，沈莫北站在人群里，看见杨国栋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候谁都以为日子会一直往上走。

第二天一早，沈莫北骑车去了轧钢厂。

他没有进厂区，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的老槐树底下，远远看着。

天刚蒙蒙亮，晨雾还没散尽，杨国栋从东边走过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头戴一顶旧草帽，手里拎着扫帚和铁簸箕。

他走得不快，腰微微弯着，扫帚在地上划出均匀的沙沙声。

扫到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时，他停了一下。

一个老工人正从厂门口出来，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个帆布包，那老工人看见杨国栋，先是一愣，随即左右看了看，见门口没什么人，快步走过去，把手里的帆布包往杨国栋怀里一塞，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骑上车飞快地走了。

杨国栋捧着那个帆布包，站在槐树底下愣了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