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种种变化，逃不出力学公例。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着力学轨道走的，可以一一绘图说明。于是多方考察，从历史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常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哲学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题曰：《心理与力学》。所有引证及图解，俱载原作，兹不备述。我于绪论中，曾说：“治国之术，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其说出于孔孟，孔孟学说，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有缺点，所以用道德治国，会生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申韩学说，建筑在性恶说上，性恶说有缺点，所以用法律治国，也会生出流弊。我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我因此主张国家所定制度，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地球对于日，有一种离力，时时想向外飞去，日又有一种引力，去把地球牵引着，二力平衡，成椭圆状，所以地球绕日，万古如一，我们这个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国家一切制度，当采用此种原理，才能维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谓离力，而乙男之爱情，足以系着她，是谓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谓离力，而甲女之爱情，足以系着他，是谓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结婚之制度，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是为最良之制度。中国的旧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故男女两方，均以为苦。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工人不入工厂做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故酿成劳资的纠纷。本书第五章，主张做工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对于做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这是一种引力。二力保持平衡，愿做工者做工，不愿做工者听其自由，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与力学》过后，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他讲民族主义说：“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应该设个方法，去打销这三个力量。”他处处提出力字。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的安全现象。”这简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学公例。

《民权主义》第六讲说：“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关，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做机器，把人民当做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说：“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再把活塞推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推出去是离心力，拉回来是向心力，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这类话很多，不及备引。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什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在说出。”我们试把《大学》这段文字拿来研究，格致诚正，是我身内部的工作，暂不必说，今从我身说起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试绘一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国，第四圈是天下，层层放大，是一种离心力现象。“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层层缩小，是一种向心力现象。这种现象，与磁场现象绝肖。孟子的学说，由怵惕扩充而恻隐，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层层放大。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孟的学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个人而无社会，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无。墨子爱无差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会，却五个人，如果绘出图来，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内面各圈俱无。吾人的爱情，如磁气之吸引力一般，杨墨两家的学说，绘出图来，均与磁场现象不类，可知他们的学说是违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终身崇拜孔子。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的和讲社会主义的，都是落了杨墨两家的窠臼，把两主义看做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返而取《大学》的说法，真是卓识。

他说：“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便是空的。”我们把他绘出图来，只有内部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不像《大学》那个图层层包裹，故孙中山说他中间是空的。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我们细绎“一级一级的放大”这句话，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我们由此知，孙中山的学说，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国的旧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如圣西门诸人，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与儒家之学说相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讲共产的人，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实行共产，能读书的读书，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余能做何种职业，即做何种职业，各人所得之钱，一律归之公有，这即是“各尽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费、疾病时药医费、儿童的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一律由公上开支，这可谓“各取所需”了。我们试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数人以至数十人，在一个小小场所，施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都还行之不通，都还要分家，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行大规模之组织，怎么会办得好？中国历代儒者，俱主张性善说，极力提倡道德，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也无一不是分析了的，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缘故。

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他主张的共产，是公司式的共产，不是家庭式的共产。他建国方略之二，结论说：“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民国是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又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对东路讨贼军演说道：“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又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是公司式的组织，绝非家庭式的组织，现在欧美的大公司，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这是无待说的，所以我们讲共产，应当来欧美公司式，不当采中国家庭式。家庭式的共产制，建筑在性善说上，带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产制，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欧洲人的家庭组织，与中国人不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会走人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孙中山是中国人，深知旧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会，采取欧美公司式，真可谓真知灼见。现在崇拜欧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一面又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产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我这话，是有实证的。《民生主义》第四讲说：“洋布便宜过于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或者一时为爱国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唯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予以相当的报酬，不愿在公司中办事的人，听其自由，如此则“有所能而不尽”，也就无妨于事了。股东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钱来买，自然不会有“取所需而无厌”的事，这就是公司式的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中国的旧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欧美的公司，往往许多小公司合并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国旧家庭，数人或十数人，都会分裂，欧美大公司，任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能容纳，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使他容纳四万万人，就可成为全国共产，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就可成为世界共产，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国的旧家庭，看做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把欧美的大公司，看做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就试验的结果，下一断语曰：“公司式的共产制，可以实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将来我们改革社会，订立制度的时候，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都该避免，遇有新发生的事项，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如此办去，方可推行无阻，著者有了此种意见，所以第五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

我著《心理与力学》，创一臆说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此发表后，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后来我曾经考得：欧洲十七世纪时，有白克勒者，曾说：“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释人类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以解释社会现象。可知我所说的，古人早已说过，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这个说法，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动作，纯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归纳拢来的一句话，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种学说，我这个臆说，或许不会大错。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会的办法，确与力学公例符合。兹再举两例如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他说：“令人民自己报告地价，政府只定两种条件，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这个办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效用是很妙的。因为人民以少报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假设政府不买，要照原报之价去抽税，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至于以多报少，固然可以减轻税银，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岂不是因为减税，反致亏本吗？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想来想去，都有危险，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他这个办法，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地价报多报少，可以自由，这是离心力，但是报多报少，都怕受损失，暗中有一种强制力，即是向心力，两力平衡，就成为折中之价了。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机器之发动，全靠活塞，从前的活塞，只能推过去，不能推回来，必用一个小孩子，去把它拉转来，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逐渐改良，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地拉回来。”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把二力配置停匀，机器就自能运动不已，不需派人拉动了。外国对于地价一层，设专官办理，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偶尔管理不周，机器就会发生毛病，这是由于此种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匀之故。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需派人去监督，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真是妙极了，非怪他自己称赞道：“法则之善，无有复加。”

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中国施行考试制的时候，士子愿考与否，听其自由，这是离力，考上了有种种荣誉，使人欣羡，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用功。现在的学生，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学生就不会用功，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现在各省设教育厅，设省视学，各县设教育局，设县视学，各校又设校长和管理员，督促不可谓不严，而教育之窳败也如故，学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采入五权宪法，厘定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可算特识。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主义，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其观察人性，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张，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