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文集（全十二册）全文阅读-摩西与一神教-六零电子书

第一个困难之后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困难。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摩西不仅是在埃及定居的犹太人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他们的法律制定者和教育者，并且强迫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正是从这一天起这种新的宗教以他的名字被称为摩西律法。但是，单独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吗？如果任何一个人希望影响另一个人的宗教，他最自然的做法不就是使他改信自己的宗教吗？在埃及的犹太人当然不会没有某种形式的宗教；而且倘若赋予他们新宗教的摩西是个埃及人，那么，关于这另一种新的宗教是埃及宗教的推测就不能弃之不顾。

有某种障碍阻挡着这种可能性：在摩西所创立的犹太宗教和埃及宗教之间存在着最强烈的对比。犹太宗教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严格的一神教：只有一个神，它是唯一的神、全知全能的、无法接近的；他的神色是不容许人的肉眼窥见的，绝不能制作他的肖像，甚至他的名字也不能提及。而在埃及宗教中，具有各种不同身份和起源的神祗多得不计其数，其中有几个是伟大的自然力量的化身：如天和地、太阳和月亮，有一个是临时的抽象概念，如马特（Ma’at，指真理或正义），或者是一个漫画中的怪物，如形似侏儒的拜斯（Bes）；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神祗，起源于这个国家被划分成许多省份的时期，这些神具有动物的形象，仿佛他们尚未完成从古老的图腾动物的进化，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只在分派给他们的功能上略有不同。赞颂他们的圣歌对他们讲述得几乎是同样的话语，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一视同仁，这种方式使我们完全没有指望把他们混淆起来。这些神祗的名字相互结合，以至于其中一个神的名字几乎可以缩减为另一个神的性质形容词。所以，在“新王国”的繁盛时期，底比斯城的主神被称为“阿蒙赖”（An-Ré）；这个复合词的第一部分是个长着公羊头的城市之神，而赖（Ré）却是古老北方长着鹰头的太阳神的名字。巫术和仪式活动，符咒和驱邪符在对这些神祗的祭祀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犹如它们在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一样。

这些区别中有一些可以很容易地产生于严格的一神教与不加限制的多神教之间的基本对立。另一些则显然是由于精神与理智[201]水平的差异所致，因为这些宗教中的一种非常接近于原始的（发展）阶段，而另一种已上升到含有高度抽象性的顶峰。或许正是由于这两种因素才不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摩西的犹太教与埃及宗教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故意的，并有意调强的。例如，当其中一种宗教以最严厉的术语谴责魔法和幻术时，而在另一种宗教中它们却最为盛行，或者当埃及人兴致勃勃、不知满足地用泥土、石头和金属具体体现他们的神祗时（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拥有如此众多的此类东西），而犹太教却坚决禁止制作任何活着的人或想象出来的神的肖像。

但是，在这两种宗教之间还有另一种对立，我们尝试做出的解释还没有触及到这种对立。古代没有任何民族（像埃及人那样）如此费尽心机地去否认死亡，或者为使自己在下个世界的生存成为可能而耗心竭力。因此，死亡之神奥西里斯（Osiris）这位另一世界的统治者，是埃及诸神中最著名和最不容争议的。另一方面，古代犹太宗教却完全放弃了不朽性；死亡之后生命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提到过。而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以后的经验表明，相信死后的生活是与一神教宗教完全一致的。

我们曾希望，关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能在各个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并给人以启发。但是，我们由该假设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即他给予犹太人的这个新宗教曾是他自己的埃及宗教——已经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两种宗教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特点而失去了效用。

二

埃及宗教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个事件只是后来才被认识到，并得到人们的赞同。摩西给予他的犹太民族的这个宗教，很有可能仍然是他自己的宗教——它是埃及宗教的一种，尽管不是埃及当时奉行的宗教。

在光荣的第十八王朝，埃及第一次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大约在公元前1375年一位年轻的法老执掌了王位。一开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被称为阿蒙诺菲斯（Anophis）（四世），但是后来他改了名字，而且不仅仅改了他的名字。这位国王开始强迫他的埃及臣民接受一种新的宗教——一种与其数千年古老传统和他们所熟悉的所有生活习惯截然相反的宗教。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就我们所知，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尝试，而且与此相应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信奉一个神的宗教偏执，这种信仰以前在古代是遭到反对的，而在此后却保存了如此长时期。但是，阿蒙诺菲斯的统治只持续了17年。他于公元前1358年去世后不久，这种新的宗教即被废除，这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也从人们的记忆中被驱逐出去。我们对他的一知半解，得知于他所建立的并以他的神命名的新王朝首都的废墟中，以及他旁边的石头坟墓的碑文中。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位值得注意的，而且确实独一无二的人的情况，应该是人们最感兴趣的。[202]

一切新事物必然在早期事物中有其起源和先决条件。埃及一神教的起源可以比较肯定地追溯到久远的过去。[203]在某一重大时期，在古老北方（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太阳神庙的僧侣们中有一些倾向在起作用，想要发展成一个普遍神的观念，并且强调其本性的伦理学方面。真理、秩序和正义女神马特是太阳神赖的一个女儿。在阿蒙诺菲斯三世（即那位改革者的父亲和前任）统治期间，对太阳神的崇拜就已经获得了新的激励，这种崇拜很可能与已变得强大无比的底比斯的阿蒙崇拜形成对立。太阳神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名字，阿顿或阿图姆（AtenorAtu）又重新突出表现出来，在这个阿顿宗教中，这位年轻的国王发动了一场有待于引导的运动，他无须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发动者，而只要成为一个依附者也就可以了。

埃及的政治状况在此时开始对埃及宗教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伟大的征服者图特摩西三世（Tuthosis）的军事功绩，埃及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的帝国包括南方的努比亚（Nubia），北方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这种帝国主义在宗教中表现为宇宙神教和一神教。既然法老的责任范围现在不仅包括埃及，还包括努比亚和叙利亚，因此，神也必须放弃他的民族局限性，正如法老是埃及人所知的灵魂和世界的无限统治者一样，这也必须适用于埃及的新神。另外，随着帝国疆界的扩张，埃及自然变得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皇室的某些妻妾们曾是亚洲的公主[204]，而且很有可能一神教的直接鼓动因素就是从叙利亚渗透进来的。

阿蒙诺菲斯从未否认过他坚持古老北方的太阳神崇拜。在石墓上保存下来的，很可能是他亲手所做的两首对阿顿的圣歌中，他称赞太阳是埃及内外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这种狂热赞美，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在犹太人赞誉上帝耶和华（Yahweh）的赞美诗里才被重复过。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对太阳辐射作用这一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毫无疑问，他更往前走了一步：他不是把太阳作为一个物质对象来崇拜，而是作为一个神的象征来崇拜，这个神的能量是以其光线来表现的。[205]

不过，如果我们只把他视为在他之前就已存在的阿顿宗教的坚持者和促进者，那么，我们对这位国王可就不太公正了。他的活动是一种更有活力的介入。他引进了一些新的东西，他第一次把一个宇宙之神的教义转变为一神教——这是个排他性的因素。在他写的一首圣歌中，他明确宣称：“啊，您这唯一的神，除了您之外别无其他的神!”[206]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评价这种新教义时，仅仅了解其积极的内容是不够的：它的消极方面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即了解它所放弃的东西。如果设想这种新的宗教就像雅典娜跳出宙斯的额头那样一蹴而就，全副武装地出现在生活中，那也是错误的。相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阿蒙诺菲斯统治期间，阿顿教的势力一点一点地加强，变得更透明、更持久、更严厉、更不容异端邪说。很有可能这种发展是在阿蒙教的祭司们奋起强烈反对这位国王的改革的影响下产生的。在阿蒙诺菲斯统治的第六年，这种敌对情绪达到了高峰，致使这位国王更改了他的名字，那个被禁止的阿蒙神的名字曾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现在他不再叫“阿蒙诺菲斯”，而是自称为“埃克赫那顿”（Akhenaten）[207]。但是，他不仅从他自己的名字中拭去了那个被痛恨的神的名字，而且也把它从所有的雕刻碑铭中拭去了——甚至连他的父亲，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也不例外。他更名为埃克赫那顿之后不久，便放弃了受阿蒙神支配的底比斯城，在尼罗河下游为自己建了一座新的王朝首都，他命名为阿克塔顿（Akhetaten，意为阿顿的地平线）。它的遗址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泰尔·埃尔·阿马尔那[208]。

这位国王所进行的最严厉的迫害是指向阿蒙神，但又并非仅仅指向他。在整个王国内神庙被关闭，敬神的仪式遭禁止，神庙的财产被没收。确实，这位国王的狂热竟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下令清查古老的纪念物，以便把上面有复数的“神”这个词都涂抹掉[209]。毫不奇怪：埃克赫那顿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受到压制的祭司们和心怀不满的普通人当中引起了一种狂热的复仇情绪，直到这位国王死后这种情绪才得到自由表现。阿顿宗教还没有流行开，它很可能仅限于这位国王周围很少数的人。埃克赫那顿的结局掩藏在隐秘之中。我们听说过他自己家族的几个短命的、虚幻的继承者的情况。他的女婿图坦卡顿（Tut’ankhaten）已经被迫迁回到底比斯，并且用阿蒙神的名字替换了他的名字中阿顿神的名字。此后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直到公元前1350年，一位名叫哈莱姆哈布（Harehab）的将军才成功地恢复了秩序。光荣的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它所征服过的努比亚和亚洲也丧失了。在这段幽暗的国王空缺时期，古老的埃及宗教得以重新建立。阿顿宗教被废除，埃克赫那顿的皇城被毁坏并受到劫掠，人们只把他当作罪人来记忆。

现在我们将怀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强调阿顿宗教的消极特点中的几个要点。首先，一切与神话、法术和魔法有关的事情都被排除在外了。[210]其次，表现太阳神的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个小金字塔和一只鹰[211]，而是——而且这几乎是很平凡的——一个光芒四射的圆盘，其光束终结于人类之手。尽管阿马尔那时期艺术非常昌盛，但人们并未发现关于太阳神的任何其他表征——没有关于阿顿个人的意象——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发现。[212]最后，关于死亡之神奥西里斯和冥界，人们完全沉默不语。圣歌和坟墓的碑铭都未能使人们了解任何与埃及首都最密切的事情。与通俗宗教的这种对立在此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213]

三

现在我想要大胆地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如果他把自己的宗教传给了犹太人，那它一定是埃克赫那顿的宗教，即阿顿宗教。

我已经对犹太宗教和埃及的通俗宗教做了比较，并且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我现在必须对犹太教和阿顿宗教做个比较，以期证明它们在起源上的同一性。我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阿蒙神教的祭司们采取的报复行为，我们或许对阿顿宗教了解得太少了。对于摩西宗教，我们只知道它的最终形式，它是在犹太人受难时代之后大约800年，由犹太祭司们所固定下来的。尽管这些材料可能不太适当，如果我们能找到支持我们的假设的少数证据，我们就能对它们做出高度评价。

有一条捷径可证明我们的论点，即摩西宗教无非就是阿顿神教——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信仰声明书，一个宣言的话。但是，我担心有人会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众所周知，犹太教的信仰声明书上说：“ScheaJisroe1AdonaiElohenuAdonaiEchod”[214]如果埃及的阿顿（或阿图姆）这个名字听起来与希伯来语的阿东耐（Adonai，意为君主）这个词以及与叙利亚神阿东尼斯（Adonis）的名字很相似这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言语和意义上的原始一致性，那么，这个犹太教的信条即可这样翻译：“听着，啊，以色列人：我们的上帝阿顿（阿东耐）是唯一的神。”遗憾的是，我完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它的答案。[215]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大概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将必须重新回到关于这个神的名字问题上来。

这两种宗教之间的类似性和差异是较容易辨别的，但却不能给我们多少启示。这两种宗教的形式都是严格的一神教，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的共同之处探寻到这个基本的特征上来。犹太一神教在某些方面的行为表现比埃及一神教更苛刻：例如它禁止用任何图画来代表神。（除了它们的神的名字不同之外。）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犹太教完全没有太阳崇拜，而在埃及宗教中却仍能发现这种太阳崇拜。当我们在和埃及的通俗宗教做比较时，我们有一种印象，除了这种基本的对立之外，还有一种有意向性的矛盾因素在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异中发挥着作用。我们知道，阿顿宗教是埃克赫那顿怀着对通俗宗教的有意敌视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在进行比较时用阿顿宗教来取代犹太宗教，那么，这种印象似乎就是合理的。我们正确而又惊奇地发现，犹太教和来世或死后的生活毫无联系，尽管这种宗教教义本应和这种最严格的一神教和谐一致。但是，如果我们从犹太教回到阿顿宗教，并且设想这种不谈来世的特点起源于阿顿宗教，这种惊奇便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埃克赫那顿看来，这是他反对通俗宗教中所必需的，在通俗宗教中死亡之神奥西里斯所起的作用或许比上埃及地区任何神祗的作用都大。犹太教和阿顿教宗教之间在这个重要观点上取得一致，这是对我们的论点最有力的支持。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唯一的论据。

摩西不仅确实给予犹太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可以同样肯定地说，他把割礼的风俗传给了他们。这个事实对我们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且至今还没有考虑过。确实，《圣经》上的说明不止一处与此相矛盾。一方面，它把割礼追溯到宗祖时代，把它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一个约定的标志；另一方面，在一段特别含糊的段落中，《圣经》描述了上帝怎样因为摩西忽视了一个已成为神圣的风俗而感到愤怒[216]，并且想要杀死他；但是他的妻子是个米底亚人，由于迅速地施行了割礼手术而把她的丈夫从上帝的盛怒中挽救下来。[217]不过，这些说法都是些歪曲，我们不应该被它引入歧途；随后我们将发现这些歪曲的原因。事实是，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答案，犹太人是从埃及获得这种割礼风俗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告诉我们，割礼的风俗早就土生土长在埃及[218]，而且他的这种说法已经在木乃伊的发现中和古墓墙壁的图画中得到了证实。就我们所知，东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民族实行过这一风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闪米特人、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都未施行过割礼。《圣经》故事本身认为迦南的居民也未施行过割礼；对于雅各（Jab）的女儿和示剑的王子的历险经历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219]在犹太人滞留埃及期间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割礼的风俗，而和摩西的宗教教义无关，这种可能性由于完全没有基础而可以被驳倒。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割礼是埃及一种普遍的民间风俗，我们不妨暂时采纳这个通常的假设，即摩西是个犹太人，他想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国度——事实上这确实发生了。在那种情况下，他同时把一种相当麻烦的习俗强行施加给他们，这种习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变成了埃及人，并且必定永久地使他们保持对埃及的记忆，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付出这些努力的目的只能适得其反，旨在使他的人民疏远这片束缚他们的土地，并且克服他们对“埃及的奢豪生活”的渴望。不，我们由此而出发的事实与我们补充进去的假设是如此不相容，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摩西给予犹太人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且给予他们割礼的戒律，那么，他就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埃及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宗教很可能是埃及宗教，而且鉴于它和通俗宗教，即阿顿宗教的对立，因此后来的犹太教在某些明显的方面与阿顿宗教一致。

我已经指出，我做出的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他的行为过程在犹太人看来似乎较易理解，而在埃及人看来却不可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把摩西置身于埃克赫那顿时代，并且设想他和那位法老有联系，那么，这个谜团就会消散，将解答我们所有问题的动机便有可能昭然若揭。我们不妨首先假设摩西是一个贵族，而且是个杰出的人，或者像传说中所说，实际上是个皇室成员。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了他的伟大能量、野心和精力，他甚至可能已经预见到有一天他将成为他的人民的领袖，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由于和法老接触密切，他成了这个新宗教的坚定追随者，他把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思想变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当这位国王去世以及其后的反抗出现后，他看到他的所有的希望和前程都破灭了，如果他不准备放弃对他来说如此宝贵的全部信念，埃及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眷恋——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国家。在这种困境之中他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法。那位梦想家埃克赫那顿已经与他的人民疏远了，并且使他的帝国分崩离析。摩西那更充满能量的本性正孕育着一项计划，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找到一个新的民族，把埃及所轻蔑的那种宗教传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崇拜对象。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种与命运抗争，在两个方向上来补偿埃克赫那顿的灾难给他带来的损失的英雄般的尝试。或许当时他是边疆省戈森（Goshen）的首领，（或许早在希克索人时期[220]）某些闪米特部落便定居于此。他把这些人选做他的新的子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221]他与他们达成一致，自命为他们的首领，并“运用手中力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222]与《圣经》的传说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出埃及是和平地发生的，而且没有受到追赶。摩西的权威使这次出埃及成为可能，而且在当时也没有能够阻止它的中央行政权力机构。

按照我们的这种构想，离开埃及的这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358年和公元前1350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就是说，在埃克赫那顿死后和哈莱姆哈布重新建立国家权威之前。[223]那次大迁徙的目的地只能是迦南的国土。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好战的阿拉米人（Araaeans）游牧部落侵入了这片领地，进行征服和掠夺，并以这种方式表明一个强悍的民族可以为自己赢得新的土地。我们从1887年在阿马尔那城的废墟中发现的信件中了解了这些勇士们。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哈比鲁人”（Habiru），这个名称（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传给了后来的犹太入侵者——希伯来人——在阿马尔那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迦南也居住着一些部落，他们是逃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的最接近的亲戚。

我们所发现的那次出埃及的动机从总体上说也适用于割礼的引入。我们很熟悉人们（包括国家和个体）对割礼这种原始用途所采取的态度，现在人们对此却很难理解。那些没有施行过割礼的人认为割礼非常奇怪，并对此略感恐惧，但那些施行了割礼的人却为此而自豪。他们因此而感到地位提高、人格高贵，并且蔑视地看待那些未行割礼的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即使在今天，土耳其人也咒骂基督教徒是“未行割礼的狗”。可以设想，作为埃及人的摩西本人接受过割礼，也享有这种态度。他带领着离开他的国家的犹太人应该比那些他抛在身后的埃及人优越。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比他们低劣。他希望使他们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就像在《圣经》一书中明确表述的那样[224]，他把这种风俗也介绍给他们，作为这种献身的标志，使他们至少和埃及人平起平坐。如果他们由于这个标记而被隔离开来，而且他们的大迁徙会使他们不与异族混交，就像埃及人自己不与所有异族混交一样，那么，摩西只会对此表示欢迎。[225]

但是，后来犹太传统的表现却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种推论。如果承认割礼是由摩西引入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无异于承认，由摩西传给他们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就必然相互矛盾了。

四

在这一点上，我预料我的假设会遭到反对。这种假设把摩西当作一个埃及人置于埃克赫那顿时代。他所做的接收犹太人的决定是由那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这种假设还认为，他传给或强加给他的被保护人的那种宗教是阿顿宗教，实际上是在埃及本土已经土崩瓦解的那种宗教。我预料有人会说，我提出的这种臆测式的构想太自以为是了，对此在这份材料中没有任何根据。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我已经在我的引言中强调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因素；可以说，我已经把这个因素放在了括弧之外，这可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以免重复与括弧内每一个项目有关的内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几句评价性的话来继续这场讨论。我的假设的核心——即犹太一神教对埃及历史上的一神教事件的依赖性——曾被许多作者猜疑和提到过。在这里我无须引证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即使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和摩西这个人有联系，除了我们喜爱的那种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应该提到某些其他的可能性。千万不要认为官方阿顿宗教的垮台使埃及的这种一神教潮流完全中止了。起源于古老北方的阿顿宗教的祭司们，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有可能继续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传给埃克赫那顿之后的几代人。因此，即使摩西并非生活在埃克赫那顿时代，并没有受过他的个人影响，如果他只是古老北方祭司制度的一位追随者或一位成员，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仍然是可以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推迟那次出埃及的时期，使之更接近于通常所采纳的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但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们对摩西的动机的洞察便失去作用，那个国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出埃及的提法也不再适用，第十九王朝的后继国王们建立了强大的政体。只是在那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死后的那段时期，才有可能把所有的内外部条件都聚合在一起，这才有利于那次出埃及的实现。

犹太人除了有《圣经》之外，还有丰富的文学，在其中可以发现，在许多世纪的岁月中产生的围绕他们的最初领导者及其宗教创立者的伟人摩西的传说和神话，它们对此既做了说明又有模糊不清之处。在这种材料中散见的可能还有一些可靠传说的片断，对此在《摩西五卷》（thePentateuch）中没有记载。这种传说中有一则引人入胜地描述了摩西这个人甚至在童年就表现出他的野心。有一次，当法老把他抱在怀里，并把他高举起来逗着玩时，这个年仅3岁的小男孩从国王头上摘下了皇冠，并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种不祥之兆使国王惊醒了，他不得不为此而和他的智者们商量。[226]到处都传说着他作为埃及将领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逃离埃及，因为他有理由担心朝廷中的人们或者法老本人的妒忌。《圣经》本身也描述了某些完全可以相信的摩西的特点。把他描述为性格暴躁的人，很容易发火。例如，在盛怒之中他斩杀了野蛮对待犹太劳工的残忍的监工，还有一次他因手下人的变节而发怒时，把他从神山（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圣律台都砸碎了[227]；确实，上帝最终因为他的一次暴躁的行为而亲自惩罚了他，但我们并不知道是怎样惩罚的。[228]

既然这种特征并不能给他增加光彩的特征，它或许很可能就是个历史事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犹太人在早期对他们的上帝的描述中——把他描述成好妒忌的、严厉而且粗鲁的——所包括的某些性格特点，可能归根结底得之于对摩西的回忆；因为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不可见的上帝，而是摩西这个人。

摩西身上的另一个特征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说摩西“讲话很慢”：他一定是患有某种抑制或言语紊乱。因此，人们设想在他同法老交谈时，他必须叫他的兄弟亚伦（Aaron）来帮忙。[229]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对于富有活力的描述这位伟人做出了令人欢迎的贡献。但这也可能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回想起这个略带歪曲的事实，摩西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若没有翻译在场他就无法同他的闪米特人组成的新埃及人进行交流，至少在他们建立关系之初是这样的——这样，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论点又有了一个新证据。

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研究似乎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在目前我们还不可能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中得出更多的结论，不论这个假设是否已被证实。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把《圣经》中关于摩西和《出埃及记》的描述视为不过是一种虔敬的想象出来的虚构，它出于了自身带有倾向性的目的而重新修改了古老的传说。该传说的原始形式我们并不知道；若能发现进行这些歪曲的目的，我们应该高兴，但是由于对历史事件的无知而使我们置身于黑暗之中。我们的重新建构并没有为《圣经》故事中许多出色的表现片断留下余地，例如十大灾祸、红海的通道以及西奈山上接受十大戒律的神圣场面——这个事实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妨碍。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和当今公正的历史研究者们的研究结果相矛盾，那么，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在当代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爱德华·迈耶尔为代表，在一个决定性的看法上他们和《圣经》故事意见一致。他们也赞同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犹太部落在某个时期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但在他们看来，这事并非发生在埃及，也不是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一个山脚下，而是在一个名叫麦里巴-卡代什（Meribah-Kadesh）的地方[230]，是一个以其泉水众多而著称的绿洲，位于西奈半岛东部和阿拉伯西部边界之间的南巴勒斯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231]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对上帝耶和华的崇拜[232]，很可能是从相邻的阿拉伯米底亚人部落中接受过来的，很可能邻近的其他部落也是这个神的追随者。

耶和华无疑是一位火山神。现在大家都知道，埃及并没有火山，西奈半岛的群山中从来没发生过火山爆发；另一方面，沿着阿拉伯西部边界的地方，直到最近可能才有了火山活动。因此，这些山中有一座一定是被视为耶和华家园的西奈-霍莱布（Sai-Horeb）。[233]姑且不论《圣经》故事所经历过的全部修正，按照爱德华·迈耶尔的看法，关于这个神的性格的原始描述是能够重新建构的：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嗜血成性的魔鬼，他在夜间四处游**而躲避白天的阳光。[234]

在这个宗教建立时，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者就是摩西，他是米底亚祭司叶忒罗（Jethro）的女婿，当他接受上帝的召唤时，他正在放牧羊群。他还在卡代什受到了叶忒罗的会见，并且接受了他的一些忠告。[235]

虽然爱德华·迈尔说，他确实从未怀疑过在滞留埃及的故事和埃及人的灾难之间有某种历史的联系[236]，但他显然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和利用他所认识到的这个事实。他打算承认从埃及继承下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割礼的风俗。他补充的两个重要的说明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前的那些论断：首先，约书亚（Joshua）命令人们接受割礼，以便“把埃及人的责难从你身上席卷而去”[237]；其次，引用希罗多德的话说，“腓尼基人（无疑就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曾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这一风俗的。”[238]但是他几乎未谈及有关埃及人摩西的事；“我们所知道的摩西是卡代什的祭司们的祖先——就是说，是一个系谱传说中的人物，他和某种崇拜有关，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除了那些把传说中的一切统统视为历史真理的人之外），在那些把他视为历史人物的人当中，谁也不能给他增添任何内容，把他描述为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指出他可能做过什么贡献以及他的历史功绩可能有哪些。”[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