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在这些症状和无能的负担之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娶了一个妻子时，在他身上便出现了一些性格特质，仿佛这些性格特质就是其存在的核心，这使他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形成了一种完全自我中心的、专横而且野蛮的人格，这种人格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压制和侮辱其他人。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忠实的拷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父亲的形象：就是说，重新复活了对其父亲的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在他过去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出于性的动机而表现出来。在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认识到了被压抑的事物的回归（returnoftherepressed），（在创伤的直接后果和潜伏期现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这种回归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

（四）应用

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这就是我们为神经症的发展所列出的公式。现在请读者进一步设想，在人类的生活中曾出现过某件事情，它和个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就是说，假设这里也发生了一些具有性攻击性质的事件，这些事件留下了持久的后果，但是绝大部分都被避开了，而且被遗忘了，而且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这些事件又重新发生作用，并且在其结构和目的上产生了类似于神经症症状的现象。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猜测到这些事件，而且我们想要说明，它们与神经症症状相类似的结果就是宗教现象。由于进化论观点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怀疑人类有一段史前时期，而且由于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被遗忘了——因此，这种结论几乎具有一种公理的作用。当我们听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有效的而且被遗忘的创伤与人类大家庭的生活相关时，我们可以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收获，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涉及。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些主张，在这里我只需重复一下这些话。我的构想起源于达尔文（Dar，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的一段声明，并且采纳了阿特金森（Atkson，1903，第220页以下）的一个假设。这些观点认为，在原始时代原始人过着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292]，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统治之下。这段时期的日期无法确定，它也不和我们所知道的地理时代同步，很有可能这些人类的物种还远未形成语言。这种构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假设，我打算描述的这些事件在所有原始人身上都出现过——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祖先身上都出现过。这个故事是以相当浓缩的形式讲述的，仿佛它只发生过一次似的，而事实上它包含着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又重复过无数次。那个强壮的男子是整个部落的首领和父亲，而且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粗暴地行使这些权力。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包括他自己部落中的妻子们和女儿们，或许还有一些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则十分艰难：如果他们引起了父亲的妒忌，就会被杀掉，或者被阉割，或者被驱赶出去。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抢夺而使自己得到妻子，而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能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时，便使自己抬高到与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相类似的地位。由于自然的原因，最小的儿子便占据了格外有利的地位。他们受到母亲爱的保护，并且能够利用父亲年事日高的现实，在他死后取而代之。我们似乎发现，在许多传奇和童话故事中都有驱逐长子和喜爱幼子的反响。

对于改变这种“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似乎是，那些生活在一个团体中的被驱逐的弟兄们，联合起来推翻了他们的父亲，按照那些时代的风俗，把他生吞活剥地吃掉了。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它持续到久远的时代。但是，基本的观点是，我们把同样的情感态度运用于那些我们能够通过分析研究而在当前时代的原始观念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确立起来的原始人身上。就是说，我们假设，他们不仅痛恨和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把他作为一个榜样来尊崇，而且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同类相食的行为理解为企图通过吃掉他的一块肉来确保与他的认同作用。

我们必须设想，在杀死父亲之后，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弟兄们相互争夺父亲的继承权，他们每个人都想独占这一权力。他们认识到进行这些斗争既危险又毫无用处，他们回想起曾在一起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活动，以及在他们被放逐期间所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使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伴随着本能放弃[293]的第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它承认相互之间的义务，引进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宣称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说，道德和正义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放弃了他想要获得其父亲的地位和占有他的母亲及姐妹的想法。这样便产生了**的禁忌和禁止族内通婚。由于除掉父亲而解放出来的相当一大部分绝对权力便移交给了女人们：母系氏族制时代便开始了。在这个“兄弟联盟”的时代，仍然保持着对父亲的回忆。一个强大的动物——最初或许也是一种总是令人恐惧的动物——便被选作父亲的替代物。这种选择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人们后来在人类自己和动物之间所建立的鸿沟，在原始人那里并不存在，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也不存在，我们已经能够把他们对动物的恐惧理解为对父亲的恐惧。关于图腾动物，仍完全保持着对父亲的情感关系方面最初的二分法，一方面，图腾被视为氏族的具有血肉之躯的祖先和起保护作用的精灵，它必须受到崇拜和保护，而另一方面，当节日到来时，便为他准备了同原始的父亲所遇到的相同的命运。它被宰杀，并且被全部落的人共同分食。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1894），这就是图腾宴。这个伟大的节日实际上是对儿子们联合起来战胜父亲的一次胜利的庆祝。

<!--PAGE10-->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地位又当如何呢？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看待图腾制度，连同它是对父亲替代物的崇拜，由图腾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各种纪念性节日和禁律的制定，若有违犯就会被处死——我是说，我们有理由把图腾制度视为人类历史中宗教得以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它也进一步证实了图腾制度从一开始就和社会规则及道德义务有联系。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最概括性的说明。毫无疑问，它们同人类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由图腾崇拜所引发的第一步，是使受到崇拜的存在物人性化。人形诸神的出现取代了动物图腾的位置，但动物图腾的派生物并没有消失。神要么仍然以动物的形式为代表，要么至少有一张动物的面孔，或者，动物图腾成为这个神最喜爱的伙伴，与他不可分离，或者像传奇所讲述的那样，这个神杀死的恰好就是这种动物，而这个动物图腾毕竟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早期阶段。在这种进化的某一时期，伟大的母性神出现了，我们并不容易确定它发生在哪一时期，很可能甚至在男性神出现以前，而且此后在他们身旁受到了很长时间的崇拜。与此同时发生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母权制被族长制的重建所取代。说真的，这些新的父亲们从未达到过原始人父亲的那种无限权力；他们人数众多，以比游牧部落更大的联盟的形式住在一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一致，并且始终受社会秩序的限制。很有可能母性女神是在母权制受到削弱的时代起源的，以作为对轻视母性的补偿。男性之神最初是作为伟大母亲身旁的儿子出现的，只是后来才清楚地表现出父亲这类人物的特色。这些多神教的男性诸神反映的是族长制时代的状况。他们人数众多，相互制约，而且有时还要服从一个地位更高的统帅之神。然而，下一步就把我们引向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那个题目——回到那个有着无限统治权的单一的父亲之神[294]。

必须承认，在这个历史的概览中有一些漏洞，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不够确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宣称我们对原始历史的构想是纯粹想象出来的，那么，他就严重地低估了其中所包含的材料的丰富性和明显的价值。关于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材料，在这里被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例如，图腾崇拜和男性联盟。其他部分也都完全一模一样地保存下来。权威人士们经常对古代图腾宴的意义和内容以如此忠诚的方式在基督教圣餐的仪式中得到重复而惊诧不已，在这种仪式上，信奉者们以象征的形式分享他们的神的血和肉。大量的、被遗忘了的原始时代的遗风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留存下来，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丰富材料，填补了我们对远古时代知识的缺欠。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只需提出动物恐怖症（anialphobias）即可，儿子竟然害怕被父亲吃掉，这在我们成人看来是很奇怪的，而且还非常强烈地害怕被阉割。在我们的构想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坚实基础的支持。

<!--PAGE11-->如果我们关于原始历史的说明可以作为完全有价值的可信的事物来接受，那么，在宗教教义和仪式中有两种因素将被识别出来：一种是对古代家族史及其存留物的固着；另一种则是对过去的复活，经过漫长的间隔，又回复了已被遗忘的一切。正是这后一部分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因而也没有被理解，在这里我们至少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

特别值得强调别的力量，对人民大众产生着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并且提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的主张，对它进行任何逻辑上的反对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一种“我之所以相信它，正是因为它的荒谬”（credoquiaabsurdu）。[295]这个明显的特征只能按照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模式才能得到理解。我们早已了解到，一部分被遗忘了的真理隐藏在妄想的观念之中，当这种妄想的观念复现时，它必然会受到歪曲和误解，而依附于这种妄想的强迫性信念则产生于这个真理的核心，并把它传播出去，达到错误的程度，以至于得把它包藏起来。我们必须承认，像这样的一种成分是可以称之为历史真理的，也包括宗教的信条在内。确实，这些宗教信条带有精神病症状的特征，但是，作为一些群体现象，它们不再因孤立无援而受到诅咒。

如果我们把可以不间断追溯从动物图腾到人形之神连同其经常携带的伙伴的这一发展过程弃之不顾（基督教福音的四位传教士，每一位都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动物），那么，宗教史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像把一神教引入犹太教，并且在基督教中继续发展那样清晰。如果我们暂时承认，法老的世界帝国是决定一神教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观念从其本国的土壤里生发出来，又被移置到另一个民族中，经过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被他们作为宝贵财富接受和保存下来。反之，这种观念本身通过使他们对自己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自豪，从而使他们生存下来。正是这个关于他们的原始父亲的宗教，与他们获得奖励、荣誉以及最终获得世界统治权的希望密切联系着。这后一种充满愿望的幻想（wishfulphantasy）早已被犹太民族所抛弃，却仍然存留在该民族的敌人之中，他们相信有一个“锡安山长者”（EldersofZion）的阴谋[296]。从埃及借用来的一神论宗教的独到特性是怎样影响犹太民族的，它怎样通过排斥法术和神秘主义，敦促人们在理智上进步和鼓励人们升华，而对他们的性格注定要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个民族是怎样由于拥有真理而狂喜，被上帝选中的意识所压倒，以及怎样对理智的事物给予高度评价，对道德的事物非常强调的；他们那令人伤感的命运及其在现实中的失望是怎样只加强了这些倾向，对此，我们留待以后再行讨论。现在，我们将沿着另一个方向追随他们的发展。

<!--PAGE12-->重新确立那位原始父亲的历史权力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这并不可能是终点。史前悲剧的其他部分也坚持要得到承认，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一过程运行的，这很不容易辨别。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日渐增长的罪疚感笼罩着犹太民族，或许也笼罩着当时整个文明世界，这是那种被压抑的材料即将回归的预兆。直到最后，这些犹太人中的一个成员，以为政治一宗教的煽动者做辩护为由，发现有机会把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保罗（Paul），这位来自塔瑟斯（Tars）的罗马犹太人，利用了这种罪疚感，并且正确地把它追溯到其原始根源。他称之为“原罪”（als）；这是一种反对上帝的罪恶，只能以死来赎罪。死亡便带着这种原罪降临人世。事实上，这种应该以死来报效的原罪就是杀害了后来被奉若神明的原始人父亲。但是，这种谋杀却没有被记载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赎罪的幻想，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幻想才能作为一种赎罪的（福音）而受到欢迎。上帝的一个儿子，本来没有罪，却通过把自己杀死而自己承担了所有的人的罪恶。他必须是一个儿子，因为他杀害的是个父亲。很有可能来自东方和希腊神话的传说曾对这种赎罪的幻想产生过影响。其中最基本的东西似乎是保罗自己的贡献。在最恰当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具有天生宗教倾向的人：过去的黑暗痕迹潜藏在他的心中，随时准备爆发出来，进入更富有意识的领域。

本来没有罪的救世主却牺牲了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歪曲，这对人们进行逻辑的理解造成了困难。一个没有犯谋杀罪的人，怎么能通过让自己被杀死，就自行承担起所有杀人者的罪恶呢？在历史的现实中也没有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这个“救世主”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人，而是罪孽最深重的人，而是杀死了他们父亲的兄弟团伙的头目。按照我的判断，不论有没有如此重大的反叛和头目，我们都必须把它作为一件尚未确定的事来处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兄弟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当然都希望自己单独去干这件事，以便为自己创造一个非我莫属的地位，找到一个替代物作为他与父亲的认同，如果他置身于兄弟团伙之中，则他不得不放弃这一位置。如果没有这样的头目，那么，基督就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幻想的继承人；如果有一个头目，那么，这个头目就是他的继承人和他的灵魂再生。但是，无论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情况是一种幻想，还是一段被遗忘的现实的回归，不管怎么说，关于一个英雄概念的起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个英雄总是反叛他的父亲，并且以某种方式杀死了他。[297]这也是戏剧中英雄的“悲剧罪疚”（tragicguilt）的真正根源，否则便难以做出解释了。我们几乎无须怀疑，古希腊戏剧中的英雄和颂歌代表着同一位反叛的英雄和兄弟团伙；在中世纪剧院里重新上演的是表现耶稣蒙难的故事，这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

<!--PAGE13-->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圣餐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信仰者们分享着那位救世主的血和肉，重复着古老的图腾宴的内容——毫无疑问这只是表现了它的情感意义，表达了对他的崇拜，而不是表现其攻击性意义。不过，支配着与父亲的关系的那种矛盾心理在宗教革新的最终后果中却明显地表现出来。表面的目的是向那位父亲神赎罪，但最终却把他废黜并驱赶下台。犹太教曾是一种父亲宗教，而基督教则变成了一种儿子宗教。那位古老的上帝，即父亲，落在了基督的后面；而基督，即那位儿子，则取代了他的地位，就像在原始时代每一个儿子都希望做的那样。那位把犹太教坚持下去的保罗，最终也毁灭了它。毫无疑问，他的成功是在这个事实的第一个实例中，他通过救世主的观念，驱除了人性的罪疚感；但是，他的成功也在于，他放弃了他的人民是“被上帝选中”的特性及其可见的标志——割礼——这样一来，这种新的宗教就可以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包容所有人的宗教。保罗采取这一步骤时可能有一个成分在起作用，即他的改革由于在犹太人当中遭到排斥，他个人想要予以报复；但是，它也恢复了古老的阿顿宗教的一个特征——当它被传递给一个新的民族，即犹太民族之后，该宗教所要求的限制性也被消除了。

和更古老的犹太宗教相比，这种新的宗教在某些方面意味着一种文化倒退（或退行“regression”），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些较低层次的新的人群侵入进来或者被接纳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基督教在心灵这类事情上并未保持住犹太教达到的那个高度。它不再是严格的一神教，它从周围民族中接受了许多象征性的仪式，它重新确立了伟大的母亲女神，而且只是稍加伪装地为引入多神教的许多神祗找到了栖身之地，虽然他们只是处在附属的地位。它毕竟不像阿顿宗教和其后的摩西宗教那样拒绝那些迷信的、巫术的和神秘的因素渗透进来，这些因素在以后两千年的理智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一种严重的障碍。

基督教的胜利是一次新的胜利，是间隔1500年之后，在更广大的舞台上，阿蒙神教的祭司们对埃克赫那顿之神的胜利。而且，在宗教史上——即就被压抑者的回归而言——基督教是一次进步，从那时起，犹太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僵死的事物。

一神教观念是怎样恰好给犹太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顽强地保持这种观念的，这是很值得考虑的。我认为，要找到答案是有可能的。命运已经把原始时代杀死父亲的伟大行动与恶行都赋予了犹太人，使他们要在摩西这位杰出的父亲般的人物身上重复此事。这是用“行动表现”（actgout）代替记忆的一个实例，在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他们应该记住摩西的教义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不承认他们采取过这种行动；他们只停留在承认这位伟大的父亲上，这就阻碍了他们继续前进的道路，后来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继续史前历史的。残暴地杀死了另一位伟人也能成为保罗创立新宗教的开端，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也不是个巧合问题。这个人在犹地亚有少量的信徒，信徒们把他视为上帝的儿子，视为上帝宣告过的弥赛亚（Messiah——犹太教的复国救主），为摩西所编造的一部分童年时代的故事，后来被附会到他身上［第14页］。然而事实上，对于他我们所知道的肯定并不比有关摩西的情况多——他是否真的就是福音书（Gospels）里所描绘的那位伟大导师；或者相反，对于他这个人物所获得的重要性具有决定作用的他的死，是否并不符合事实和实际情况？保罗虽然成了他的使徒，却对他本人也并不了解。

<!--PAGE14-->塞林在追溯摩西的传说时认识到，摩西是被他的犹太人杀害的（而且奇怪的是，年轻时的歌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承认了这种观点[298]），这便成为我们的构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原始时代被遗忘的事件与其后以一神教形式出现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联系。[299]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猜想，杀害摩西的悔恨之情为产生弥赛亚这一愿望幻想提供了刺激物，弥赛亚一定会回来拯救他的人民，并履行让他们统治世界的诺言。如果摩西就是这第一个弥赛亚，那么，基督便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继承人，而保罗就能以历史上的某种正当理由向他的人民大声地说：“看啊，弥赛亚真的来啦！他曾在你们眼前被杀害！”这样，在基督复活中也有某种历史的真理，因为他是被复活的摩西，而隐藏其后的是那位归来的原始游牧部落的原始父亲，现在被转型为儿子，被安置在父亲的位置上。[300]

可怜的犹太人，他们怀着惯常的倔强，继续否认对父亲的谋杀，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他们为此而进行了沉重的赎罪。他们经常遭到人们的谴责：“是你们杀死了我们的上帝！”而且，如果把这种谴责加以正确的解释，就可以说这种谴责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把它和宗教史联系起来，人们就会说：“你们绝不会承认是你们杀害了上帝（那个上帝的原始图像，那位原始父亲，及其以后的再生）。”人们还应该补充说：“确实，我们也干了同样的事，但是，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便解脱了。”反犹主义者借以迫害犹太人后代的这些谴责，并非都能具有类似的正当理由。人们对犹太人如此仇恨，这种强烈而又持久的现象当然必定不止一种原因，我们能够发现一系列大量的依据，有些显然来源于现实，这无须做任何解释；而另一些则隐藏得较深，起源于隐秘的根源，这些可被视为特殊的原因。在前一类原因中，谴责犹太人是外来者或许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如今被反犹主义者控制的许多地方，犹太人是人口中最古老的一部分，甚至在现在这些居民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了。例如，这种情况可适用于科隆城，早在科隆城被日耳曼人占领之前，犹太人就和罗马人一起来到这里了。[301]仇恨犹太人的其他原因则比较强烈——这样，在他们居住的大多数地方他们是其他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由于群体共有感的需要，也为了使群体完满，对某一外来少数民族的敌意，以及这个被排斥的少数民族的数量劣势，便招致对它的压迫。然而，犹太人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却是相当难以原谅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他们的“主人”民族。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是像他们的敌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外来种族的亚洲人，而是大部分由地中海各民族的后裔组成的，是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但是，他们仍然是有些不同，常常是在某种无法确定的方面不同，特别是不同于北欧各民族，而奇怪的是，种族偏执狂对这些微小的差异比对那些重大的差异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对态度。[302]另一个特点具有更大的作用：意即他们反抗所有的压迫，最残酷的迫害也没有成功地把他们灭绝，而且恰好相反，他们显示了在商品化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一种能力，而且在他们获得承认的地方，他们都为每一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PAGE15-->仇恨犹太人的更深远动机起源于最遥远的过去的年代；它们在这些民族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我打算发现它们最初是不可置信的。我大胆地断言，该民族宣称自己是上帝父亲的初生子，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即使在今天，其他民族对这种说法的忌妒也还没有消失，仿佛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的。另外，犹太人使自己置身其外的那些风俗，那种割礼的风俗给人留下了讨厌而又离奇的印象。毫无疑问，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使人想起了可怕的阉割，以及人们乐意忘却的那些与之相伴随的原始的过去。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原因中最新近的一种动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如今擅长仇恨犹太人的所有那些民族只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中才成为基督教徒的，常常是在血腥的强迫下才被迫接受的。人们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勉强受洗的”。在基督教这层薄薄的外表之下，他们仍然保留着其祖先崇拜野蛮的多神教时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忘却对强加给他们的这种新宗教的怨恨，但是，他们把这种怨恨发泄到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根源。福音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犹太人之中，而且事实上只表现犹太人的故事，这个事实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这种移置作用。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归根结底是对基督教的仇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两种一神教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相互敌视中得到如此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303]

（五）困难

或许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得以确立，从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比这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研究。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是模仿犹太教而出现的。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伟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尽了。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表现出更感谢他所选定的人民。但是，这个新宗教的内部发展不久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东方的各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宗教，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唯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atrophy），并且把它和在另一个领域中所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他们所处的一般的社会状况。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PAGE16-->这种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第二个困难则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了一个具有基本性质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传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个体身上这个问题是由潜意识中存在的过去的记忆痕迹来解决的。我们不妨回到我们的历史实例中来。我们已经把卡代什的妥协归因于从埃及归来的那些人中所流传下来的强有力的传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问题。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传说是以口头交流的意识记忆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从只间隔两三代的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这些前辈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那些事件。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在以后的世纪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吗？——这种传说是否仍然有其根据，是否能正常地由祖父辈传给孙子辈？因为在早期时代中，我们还不清楚保留这种知识并通过口头话语把它传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谁这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根据塞林的看法，关于摩西被杀的传说总是在祭司们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它才在文字中得到表现，正是这种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够发现此事。但是，这事只能被少数人知道；这不是公众应该知道的。而这样难道就足以解释其影响了吗？难道这少数了解情况的人在广大群众注意到事情真相时，能有如此持久的力量去左右他们的情绪吗？相反，看起来在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中一定曾发生过某种事情，它以某种方式类似于少数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事情被泄露出来时，便与它相迎合了。

当我们转向原始时代的类似情况时，我们更难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个事实已被忘记了，即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其特点、也知道其命运的原始的父亲；我们也不能假定有任何关于它的口头传说，就像我们能够假定有任何关于摩西的口头传说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确定一个传说的来历呢？它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准备插手一个复杂的心理学事态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将预先对研究结果做如下预期。在我看来，个体与群体之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体中也有一种过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潜意识的记忆痕迹中。

我们相信，在个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经验的记忆痕迹在他心中保持着，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下保持的。正如一个人了解被压抑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个体对此也总是有所了解的。在这里我们已经形成了某些观念，这些观念通过分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证明，这些观念就是，某些事情是怎样被遗忘的？它是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压抑着”；它的记忆痕迹仍非常清楚地存在着，只是被“反贯注”（anticathexes）[304]所孤立起来了。它们无法与其他理智过程取得联系；它们是潜意识的——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也有可能被压抑的某些部分逃脱了（压抑的）过程，可以进入记忆，偶尔也会在意识中浮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在物体（fnbody）。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必然是这样的；压抑也可能是全面的，这就是我们在E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