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总该试试吧！”

左因死死攥着那张边缘已经磨得起毛、被手心汗浸得微微发皱的招生登记表。

指节因为用力过度，泛出一片青白。

语气里裹着压不住的不甘，眼底却亮着一点孤注一掷的火星。

她原本只是对着空气低声自语，想把胸口堵得发慌的焦灼吐出去一点。

可这话落在对面坐着的邓启元耳朵里，却像一道惊雷，直直劈进他心里。

邓启元整个人猛地一震。

说者无心，听者却是字字扎心。

他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思，眉头拧成一个死死的疙瘩。

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洗得发白的裤缝，一下，又一下。

脑子里全是左因白天说过的话。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足足一万七千多人。

可最终录取名额，只有一百零五个。

比例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无数埋在民间的音乐苗子，连站在考官面前完整弹完一首曲子的机会都没有，就要被刷下去。

从学校老三号宿舍楼出来时，夜已经深了。

深秋的晚风裹着刺骨的凉意，顺着衣领往脖子里钻。

邓启元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跨上那辆半旧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梁上的黑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暗沉的铁色。

车把上挂着的小铃铛，被风一吹，叮铃轻响。

可他半点心思都听不进去。

心里像压着一块浸饱了凉水的青石板，沉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越骑，心里越堵。

那些考生眼里的期盼、紧张、绝望，在他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打转。

有背着旧手风琴挤公交的农村青年。

有手指冻得通红还在路灯下练琴的姑娘。

有放弃工作、背着铺盖从外地赶来，就为搏一个名额的中年人。

一幕幕，扎得他心口发疼。

车子刚骑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巷。

邓启元突然猛地一脚踩下脚刹。

橡胶车胎在粗糙的石板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吱呀声，火星子顺着地面溅起一小点。

他几乎是跳着下了车。

双手死死抓住车把，狠狠一拨，车头猛地转了方向。

车链条发出一阵干涩的咔哒声。

他翻身跨上车子，双腿用力蹬着踏板，力道大得几乎要把脚蹬子踩断。

车轮飞速转动，朝着叔父邓声喈家的方向，疯了一般疾驰而去。

邓启元住的地方在大六部口街。

叔父邓声喈住在南小街。

中间要穿过夜里车流渐渐稀疏的长安街。

就算不堵车，骑车也要整整三十分钟。

邓声喈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

是核心班子里的重要成员。

主管的，正是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几块。

也正是当下国家重点着手改革、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领域。

旁人看着邓启元总往叔父家里跑，难免多想。

可只有邓启元自己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攀关系走后门。

全是因为叔父邓声喈那股踏实到近乎执拗的工作作风。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为了让出台的政策真正贴合实际、贴合人心，邓声喈几乎天天找人谈话。

工人、农民、教师、学生、文艺界的年轻人……

只要是能反映真实情况的，他都愿意听。

邓启元身为文艺界的后辈，自然成了叔父最常叫到家里的人。

有时候是傍晚。

有时候是周末。

邓声喈总会泡上一杯热茶，絮絮叨叨地问他。

文艺界现在最愁的是什么。

考生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规定，压得年轻人抬不起头。

邓启元也从不敢敷衍。

每次去，都把自己亲眼见的、亲耳听的，一五一十地说。

小到琴房不够用，大到招生名额卡死，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绝不隐瞒。

他愿意做这个传话筒。

一个夹在普通年轻人和高层决策者之间的传话筒。

可这一次，他心里却没底。

招生名额，是牵扯到全国教育布局、资源调配的大事。

不是一句话就能松动的。

他不知道叔父能不能帮上忙。

更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不会石沉大海。

可他心里也清楚得很。

叔父邓声喈，是真的在关心文艺界，是真心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年轻人捞上来。

单就中央音乐学院的事，邓启元印象里，叔父直接过问、亲自推动解决的，就有三件。

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帮了考生。

一路风驰电掣。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邓启元脸上，又疼又麻。

等他终于赶到叔父家楼下时，天色已经彻底黑透。

巷子里的老式路灯昏黄微弱，光线拉得老长，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还透着一点灯光。

邓启元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旧上海牌手表。

表盘边缘磕出一个小坑。

指针稳稳指向夜里十点四十分。

这个点，叔父肯定早就洗漱躺下了。

耽误一分钟，那些考生的希望就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