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说：“争什么？朝廷让去，就去。把契丹挡在外头，比争一口气要紧。”
那人说：“可苏相爷那话，分明是防您。”
郭威笑了笑：“防就防吧。他防他的，我干我的。天下事，不是靠防出来的。”
话虽如此，可朝廷里的裂缝，已经像冬天冻裂的水缸，表面还立着，里头早就丝丝缕缕了。
过了些日子，权贵们设宴。五代那会儿，宴会不是吃饭，是斗气。谁坐上位，谁先敬酒，谁说话有人接，谁说话没人理，都是文章。史弘肇最烦这种文章，他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吃完骂娘。
酒过几巡，史弘肇脸红了，话也多了。有人提起朝政，说起文书、条例、账目，史弘肇把酒杯往桌上一顿。
“安定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他大声说，“哪里用得着毛笔！”
满座一静。
文臣们互相看了看，有的低头夹菜，有的假装没听见。武将们却笑起来，有人还拍桌子叫好。
史弘肇见有人捧场，更来劲：“你们想想，契丹人来的时候，是长枪大剑管用，还是毛锥子管用？毛锥子能戳死几个人？”
他把“毛锥子”三个字咬得很重，像吐出一根鱼刺。
这时候，王章放下筷子。
王章是三司使，管钱粮，平时话不算多，但一开口就带账本味。他不紧不慢地说：“史公，没有毛锥子，赋税钱粮从哪里来？”
史弘肇一愣。
王章说：“长枪大剑要吃饭，马要吃草，兵要穿衣，箭要铁。这些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得有人算，有人收，有人记。没有笔，你拿什么集军赋？拿枪去百姓家里捅？捅一回两回可以，捅多了，百姓跑了，你连草都收不上。”
这话说得不重，却像钉子，一颗一颗钉在桌上。
史弘肇脸上挂不住，说：“你这是在教训我？”
王章说：“不敢。我只是算账。史公若不信，明日去三司看看账册。看看河北一年军费多少，看看一石粮从百姓手里到军营，路上要过几道手。看完再说长枪大剑也不迟。”
史弘肇拍案而起：“账册？账册都是你们文臣写的，想写多少写多少！”
王章也站起来，声音不高，却硬：“账册可以造假，可肚子不会造假。兵饿了要叫，马瘦了要倒。史公若觉得笔没用，可以把三司撤了，让长枪大剑去收税。看看是枪快，还是百姓跑得快。”
满座哗然。武将们瞪王章，文臣们拉王章。苏逢吉坐在一旁，慢慢喝酒，嘴角有点笑意。他不说话，但心里大概在说：看吧，武夫就是武夫。
史弘肇指着王章：“你们这些拿笔的，迟早误国！”
王章回了一句：“你们这些拿枪的，若没人拿笔，连国都养不起。”
宴会不欢而散。从这天起，将相矛盾不再藏着掖着，摆到了台面上。史弘肇见文臣就烦，苏逢吉见武将就防。王章夹在中间，本来只管钱，现在也被拉进战团。郭威在外头镇邺都，耳朵里听着朝廷吵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大概明白：这架吵下去，早晚要出大事。
果然，后来隐帝身边人一撺掇，史弘肇、杨邠、王章等人被杀。血一流，朝廷就再也回不到从前。郭威在邺都，本来只是防契丹，结果被逼得起兵。后汉的江山，像被长枪和毛锥子一起捅破的纸灯笼，风一吹，灭了。
回头看这场朝议和宴会，表面是“带不带枢密使”“长枪有用还是毛笔有用”，骨子里是文武两派争谁说了算。史弘肇觉得天下是枪打下来的，文臣不过是坐享其成。苏逢吉觉得天下是制度撑起来的，武将不过是工具。王章最实在：枪要钱，钱要笔，笔要人，人要活。可这道理，吵架的人听不进去。
司马光说：史弘肇以武夫之见，轻蔑文士，王章以钱谷之职，抗言折之。将相不和，祸乱所由生也。国家之政，文武相济，偏废则败。后汉隐帝不能裁抑，卒至祸败。长枪大剑可定一时之乱，毛锥子可理一世之财。二者相须，犹人之有左右手。偏用其一，则身不安；偏废其一，则事不成。史弘肇之言，快意一时，而祸及自身；王章之对，切中要害，而终不能救后汉之亡。何也？争胜之心胜，则公心退；派系之见深，则国事轻。此后汉所以亡也。
作者说：很多人读这段，喜欢站队。要么说史弘肇粗人，要么说苏逢吉酸儒。但我觉得，这场架最有趣的地方，是双方都在说“国家”，其实都在说“位置”。史弘肇不是讨厌笔，他是讨厌拿笔的人坐在他前头；苏逢吉不是怕外镇兼枢密，他是怕枪杆子把相权挤到墙角；王章不是爱笔，他是爱账本背后的秩序。更妙的是郭威。他既是要去邺都的人，又是枢密使，等于同时握着枪和笔的接口。他不用吵架，他只要等。等文臣武将互相咬，咬到皇帝害怕，咬到朝廷流血，他再出来收拾残局。后汉的悲剧不是坏人太多，是聪明人都在等对方先犯错。还有一个新颖的点：史弘肇说“长枪大剑安国家”，其实长枪大剑只能“夺”国家；王章说“毛锥子集军赋”，其实毛锥子只能“算”国家。真正安国家的，是让拿枪的和拿笔的都不觉得自己吃亏的制度。可惜后汉没有，只有一张龙椅，和一群抢椅子的人。于是长枪和毛笔都成了凶器。
本章金句：长枪能定一时，毛锥子能算一世；怕的是拿枪的嫌笔慢，拿笔的嫌枪粗，最后谁也算不清、定不住，只剩一屋子聪明人等着看谁先流血。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郭威，面对史弘肇力挺、苏逢吉反对、皇帝犹豫，你会不会接下“外镇兼枢密使”这个烫手山芋？你会劝和文武，还是站队一方，或者闷声攒牌？等到宴会上的长枪毛笔之争闹起来，你会怎么收场？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