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3日
高强度打工人。
2011年7月14日
高强度打工人。
2011年7月15日
高强度打工人。
2011年7月16日
夜,二十一时四十二分。
经历过最初的紧张,到最后四天的高强度打工,身为一名精英特工,我的良心还是受到了谴责。或许这证明我还是一名有良知的人。
催泪瓦斯。辣椒喷雾。非致命霰弹枪。高压水枪。甚至——战马冲锋。没错,鬼知道美国军队里居然现在还在养着战马。这玩意儿,平时是礼仪性质的,是阅兵式上走方阵用的,是军事演习的时候作为表演项目展示骑兵传统用的。但用它来冲击民众,那是一撞一个准。
我终于理解了中国古诗里那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什么意思了。或许我的表达不太对,但我的意思就是——骑兵对于民众的压迫感,远强于士兵手中的步枪。因为民众知道,士兵真的不敢开枪。至少现在不敢。但骑兵撞过来,那是真的会疼,会骨折,会被马蹄踩进医院。
这四天以来,我和同僚们不断地在镇压我们的民众。但是抗议的规模却愈演愈烈。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费城——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有电视台的地方,每一个能让镜头对准的地方,都在烧,在吼,在流血。
我现在已经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挑唆的。有人在背后唆使民众。可这他妈到底是谁?
中国那边完全没有动作。
别说撤侨了,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中国人,从他们的官方发言人,到留学生,到那个周末请我去吃火锅的朋友——全都是一副吃瓜的心态。
他们刷着手机,看着我们这边的新闻,然后说一些我听了想揍人但又不得不承认准确的话。
比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比如“自由的火炬在燃烧”。
比如“这就是民主和自由”。
当然,现在的美国空气也可以说是“香甜”的。毕竟到处都是催泪瓦斯。
人就是这样多面性的。现在的环境很压抑。毕竟那些都是自己的国民,自己的民众。
他们或许愚蠢,或许被社交媒体上的谎言喂得脑子生锈,或许举着“TRUTH”的牌子却对真正的真相毫无兴趣——但他们不该被如此对待。
阿美利坚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宪法第一修正案白纸黑字写着。虽然那玩意儿在过去二十年里被解释得面目前非,但它毕竟还是写在纸上的。你把它当废纸,不等于所有人都想把它当废纸。
我的内心受到了万分的谴责。每每挥棍向自己的同胞,看到那些倒地的妇女,看到那些被警棍打得头破血流的少年,我的内心都万分绞痛。
他们都是这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他们的恐惧是真的,他们的不信任是真的,他们的愤怒是真的。
而我们的政府——好吧,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我们的政府真的没有在陈家这件事上隐瞒真相。甚至可以说,连高层都在宕机中。
他们也不知道陈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那些袭击者是谁,不知道那栋三十四层的大楼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这是最荒谬的地方。民众以为政府在隐瞒,政府以为敌人是民众。两边都是错的,两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两边都在流血。
我旁边的好友同僚,迈克,今天在休息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杰森,照这么搞下去,还不如真的去打打日本、韩国,那儿就有我们的军事基地,过去也方便。听说通过直播,中国人还会给打赏,粉丝和礼物刷刷的涨,中国人就爱看这个。总归比打自家人好。”
好吧,我承认。虽然他的这个想法有些危险,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不是因为我真的想打中国。是因为我实在不想再打自己的同胞了。如果一定要打,我宁愿打一个离我远一点的、打完不用愧疚的、甚至打完还能睡个好觉的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打完会不会愧疚我不知道,但至少他们不会在我值夜班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梦里,质问我为什么打她的儿子。
但很快,我和迈克的想法就被完全抛之脑后了。
原因无他。
少将阁下身旁的那名东方人来了。
满头白发的那名中国人,好像姓白。这几天我也了解到了少将阁下的一些过往经历——我们的将军阁下受到了很浓重的东方文化熏陶,用中国话来说,这位白先生应该是他的幕僚,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客卿”。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深,我只知道,每一次白先生出现的时候,少将阁下的眼神就会变得不一样。不是更温柔,是更坚定。像是有人在背后撑着,让他不用再一个人扛着。
白先生进了我们的宿舍。不是那种站在门口、让人出去接见的“进来”。是真正的走进来。四人间,我们的床铺、衣柜、储物箱,还有堆在桌上的泡面和能量饮料,一览无余。他没有皱眉,没有露出任何不适的表情。
他只是温文尔雅地和我们四个人打了招呼,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中文口音的英语,每个词都说得慢慢的,像是怕我们听不懂。
“辛苦了。将军让我来看看你们。”
然后他轻轻摆了摆手,身后的几名年轻人提进来了四个箱子。银色的,拉丝表面的,密码锁的那种,比登机行李箱略小,但看起来更结实。箱子被放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不是空的。
白先生打开了一个箱子。
满满当当的美钞。一摞一摞的,整齐地码着,绿色的封条还没拆,联邦印制的油墨味还没散。
“这是将军阁下让我带来的慰问金。各位最近辛苦了。”
“我操。”
我当时直接爆了一句中式粗口。旁边的迈克说了一句“我的上帝,我的天哪”,声音比平时高了至少两个八度。
另外两个同僚——一个叫丹尼斯,一个叫汤姆——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只是盯着那个箱子,嘴张着,像两条被拍上岸的鱼。
白先生没有多留。他微微点了点头,带着那几名年轻人走了。箱子留在了地上。我们四个人围坐在那个箱子周围,像四个围着篝火取暖的野人。迈克伸手摸了摸最上面那一摞钞票的边角,然后像是被烫了一样缩了回去。
一人五十万美元。
这不是我们这间宿舍的特殊待遇。很快我们就知道,整个营地——无论军方,无论特工,无论警方——所有人都收到了这笔慰问金。四万人,每人五十万。当这个数字传开的时候,整个营地首先爆发了一阵鸡飞狗跳的欢呼。
不是比喻。是真的鸡飞狗跳。
有人从帐篷里冲出来,光着膀子,在空地上蹦,嘴里喊着“YES!YES!YES!”。有人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仰头望天,祷告词说得比教堂里还大声。有人抱在一起,哭,笑,拍对方的背,像刚打完一场生死仗的战友。还有个当兵的,骑在另一当兵的脖子上,手里举着一只靴子当麦克风,带头唱起了国歌——所有人就跟着唱,声嘶力竭,破音跑调,但每一个人都在吼,吼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营地沸腾了。不是那种狂欢节式的沸腾。是那种——一群人被泡在冰水里太久,忽然被捞起来扔进温泉时的沸腾。你不知道他们是在笑还是在哭,你只知道他们在发出声音,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发出声音。
五十万,我买得起一栋房子了。我可以给母亲买那栋靠海的房子了,我可以养公主了,我的女儿终于不用像他的父母一样,还一辈子也还不完的学贷了。
然后,欢呼声停了。
整个营地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