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扶余人不行。

朝廷明令摆在那儿，不得擅起边衅。

就算只是吓唬吓唬那帮扶余人，回头他们上岸后找个衙门一告，就是一场扯皮的官司。

他陶仲渊担不起这个责任。

鄂国公一脉的规矩，是不给朝廷惹事，不给皇帝添堵。

他要是今天由着性子来，回头传出去，说鄂国公的姻亲在外海擅自攻击扶余船只，这个锅不光他自己背，还得连累鄂国公府。

陶仲渊眼里那点兴奋刚冒头又暗下去，胡俊看在眼里。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

这就是世袭武勋一脉，到了王朝中期的那种尴尬。

胡俊想起之前祖父鲁国公跟他长谈时说过的话，再结合自己前世的一些见识，心里明白得很。

王朝到了中期，对外用兵少了，转以内治为主。

武勋一脉靠的都是祖上荫庇受爵，王朝一稳定，国力一强盛，边患自然就少了。

出征的机会越来越少，军功也就越来越难立。

再比如承继爵位后自身能力不足，家中又没有出彩的子弟。

想要获得军功的机会就更少了，武勋在皇帝眼里的分量自然就轻了。

皇帝一茬接一茬地换，谁知道下一个是重文还是重武？

像鄂国公府、颍川侯这些人家，为了爵位的传承和家族的延续，就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以迎合皇家——比如守规矩到刻板的程度。

旁人看着觉得他们死板、不知变通，可这恰恰就是他们给皇帝看的。皇帝要的就是这份“绝对听话”。

你越是刻板，越是连一点边都不肯沾，皇帝就越放心把皇城护卫、把京畿兵权交到你手里。

这份刻板和守规矩，换来的就是皇帝对这些世袭武勋家的信任，也是他们在这王朝保存爵位、安身立命的本钱。

陶仲渊明明手里握着守着大夏海疆、查办可疑船舶的职权，可真遇上事了，反倒处处受制。

想替大夏立威，得先顾忌朝廷明令；

想动手教训一下，还得盘算会不会给自家惹来官司。

他们这一脉，对朝廷忠心耿耿，规矩守得比谁都严，可守着守着，反倒把自己守得缩手缩脚。

胡俊看破了，却不能说破。

他自己也是武勋一脉，只是他家的情况跟鄂国公府不太一样。

鲁国公府历代都有实打实的军功进账，在军中威信极高。

他那个素未谋面的便宜老爹，当年军功就极盛。

可鲁国公府偏偏很会审时度势，该急流勇退的时候绝不含糊，从不张扬。

尤其是他那个便宜老爹，被封为镇北将军，没当几年，直接挂印出去云游四方了，到现在谁都找不着。

这份“说走就走”的洒脱，跟鄂国公府那种刻板守规矩，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

再加之鲁国公府跟皇家还有姻亲关系，当今皇帝和自己的便宜老爹关系又非同一般。作为鲁国公府最小的孙子，胡俊自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里稍微嚣张一点。

说到底，一个府里不可能所有人都循规蹈矩，总得有一两个跳脱的，才算正常。

这样皇帝看着也放心——要是满府上下一个比一个规矩，反倒显得刻意。

胡俊他们这一代三兄弟，大哥胡宸在唐州任长史，政绩不错，为人也低调；

二哥胡杰在边军，胡俊虽没见过，但也听过消息，在军中也不算跋扈，老实本分，没什么出格的。

所以到了胡俊这儿，就是那个爱惹点事的。

可他惹归惹，都惹在正途上，办差、抓人、查案，看着闹腾，实则桩桩件件都占着理。

这样一来，鲁国公府既有了个“不规矩”的子弟让上头放心，又没真给家里惹下什么祸。所以胡俊有时候行事稍微激进一点，他祖父鲁国公和大伯胡威，嘴上虽然也会说他几句，但并没有强行制止。有时候反倒还暗中帮衬着，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就由着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