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5日，上午九点。
硅谷，微软硅谷园区，一号楼顶层会议室。
史蒂夫·鲍尔默坐在会议桌前，额头上青筋暴起。
会议桌两侧坐着微软的七位核心高管——Wdows部门、MSN部门、法律事务部、公关部、战略投资部的负责人。
众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投影幕布上显示着Facebook的官方页面。
页面正中央，是杨帆昨天在倒影池畔的演讲视频截图。
业、组织和个人表示支持，你愿意加入吗？”
屏幕下方，有一个计数器。
数字在跳动：三百一十二，三百一十五，三百二十一。
每一秒都在增加。
“先生们，”鲍尔默转过身，“谁能告诉我，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突破三百的？”
没有人回答。
“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还不到一百，八个小时，翻了将近三倍。”
他双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我们的盟友呢？那些跟我们一起签署联合声明的公司呢？”
法律事务部负责人布拉德福德·史密斯清了清嗓子。
“史蒂夫，杨帆的《宪章》和开源行动，在舆论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现在，白宫的态度出现了松动，波德斯塔被调离，凯伦·张上台。她传递的信号是‘愿意重新对话’。”
“所以呢？”鲍尔默的声音拔高了，“所以我们就像那些墙头草一样，把联合声明撤了？向他低头？”
“史蒂夫，联盟已经死了，现在，是各自为战的时候了。”
“如果你觉得丢人，我们可以不撤声明，但可以把它的位置移到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这样既不会显得软弱，也不会继续刺激舆论。”
“这就是你给出的建议？”鲍尔默盯着他。
史密斯没有退缩。
“史蒂夫，杨帆不是要摧毁微软，他要的是规则制定权。如果我们不参与规则的制定，就会成为被规则约束的人。他现在邀请我们加入《宪章》——我们可以不签，但不能不回应。”
听到那个名字，鲍尔默心头的火顿时熄了几分。
他靠在椅背上，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这个华夏小子是要重新定义整个行业，他的‘平台中立、数据隐私、开源专利’……每一项都在动我们的根基。”
“签，就是承认他的规则；不签，就是站在未来对面。我们怎么选都是输。”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大卫·瓦尔德敲了敲桌子。
“史蒂夫，还有第三个选项。我们主动出击，提出自己的《数字权利框架》，比他的更完善、更可操作、更符合现有产业格局。”
鲍尔默的眼睛眯了一下：“继续说。”
“杨帆的《宪章》只有五条原则，没有实施细则。我们可以在这个框架里填充内容。比如，平台中立可以，但要定义什么是‘平台’。”
“操作系统是平台吗？搜索引擎是平台吗？社交网络是平台吗？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属性，不能一刀切。”
史密斯接过话头：“另外，数据隐私。杨帆说‘用户的数据属于用户’，但没说怎么管理、怎么转移、怎么授权。”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细化的方案，既能保护用户隐私，又不会彻底摧毁广告业务。”
鲍尔默认真思考了起来，然后他点了点头。
“写一份草案。七十二小时内。要快，要比杨帆的宪章更细。我们不能被动挨打，我们要反击。”
……
同一天，上午十一点。
山景城，谷歌总部，Googleplex。
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坐在会议室里。
两人面前各放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样的内容。
杨帆的演讲视频，暂停在一个关键帧上：杨帆竖起五根手指，说“五条原则”。
佩奇托着下巴，盯着屏幕，已经看了将近十分钟，没有说话。
布林则来回切换窗口，一边看杨帆的演讲，一边看外界反应。
开发者论坛、技术博客、新闻评论……每一条都在说同一件事：
“杨帆说得对。”
“谢尔盖，”佩奇终于开口，“你觉得我们的搜索排名算‘平台中立’吗？”
布林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答案是什么——
不算。
谷歌的搜索排名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是算法黑箱，是商业机密，是广告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平台中立”成为行业标准，谷歌的整个商业模式都要重建。
“还有他的开源专利，”佩奇继续说，“五个专利里，有一个是关于‘分布式数据存储架构’的。”
“如果真的开放，任何一个初创公司都可以用这套技术搭建自己的社交平台，不需要再依赖我们的服务器。”
“他在扶植无数个‘小Facebook’。而这些‘小Facebook’会使用他的标准、接入他的生态、成为他的盟友。”
布林关闭了浏览器窗口，转向佩奇。
“拉里，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一直把杨帆当成竞争对手，但他要的不是市场份额，他要的是规则制定权。”
佩奇看着他，等他继续。
“如果我们继续对抗，我们在开发者社群中的声誉会受损。杨帆的开源专利已经被奉为‘厚礼’，开发者们都在等待。”
佩奇沉默了数秒：“你觉得达施勒的法案怎么样？”
布林摇了摇头：“达施勒要的是民主党加分，不是真正的保护创新。”
“他的法案里有限制大型平台滥用市场地位的条款，但同样会让整个行业增加合规成本。”
“杨帆的《宪章》没有法律效力，但它已经成了事实上的道德标准。达施勒想把它变成法律，但法律是僵硬的，而道德标准是有弹性的。在这个阶段，道德标准比法律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