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美泉宫里，十六岁的沙俄三皇子德米特里结束了一天的功课。

他的教官——奥地利陆军学院的山地科教官冯·特拉普——把一幅地图钉在墙上，那上面是整个高加索，山口、雪道、村落，标注得比奥斯曼人自己的军用图还细。“殿下，”教官说，“去年您的两个哥哥，一个死在这条雪脊，一个被俘在三寨。现在，轮到您来研究他们失败的地方了。”

德米特里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这个少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教官，请问哥哥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轻敌。冒进。补给线过长。”

“不对。”少年摇头，“父皇的密信里说过另一个原因——他们打的是奥斯曼人的前辈，而那些前辈，是从三十年的战争里活下来的老兵。哥哥们打的是他们的经验。”他转向教官，“请问，奥斯曼的年轻一代呢？他们的老兵正在死去。等老兵死光了，剩下的是什么？”

冯·特拉普盯着这个学生，忽然笑了：“殿下，这正是您明年要亲眼去看的。皇帝陛下已经应允——明年开春，您可以随军前往边境，不是参战，是见习。”

同一时刻，高加索的石堡里，新指挥官收到了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密件：那个被俘的维也纳青年军官又开口了。这次的口供更详尽——德米特里的培养计划、奥地利与高加索有关的教课程目、甚至包括一条让新指挥官坐直了身子的消息：维也纳陆军学院为高加索方向专门编写了一部操典，第一部成书已印四十册，随第一批教官运抵莫斯科，抄本正在前线罗斯军官中传阅。

“操典。”新指挥官捏着密件，对副将苦笑，“人家把我们的山，编成了书，一页一页教给十几岁的娃娃。我们呢？我们打赢仗靠的是老百夫长的刀、老族长的火、塞利姆的铁索——这些本事，进了棺材就带走了。”

他站起身，走到石堡的校场。二百个送往伊斯坦布尔的年轻兵已经走了，校场上是新一批十七八岁的本地山民子弟，刚入伍，连刀都握不稳。新指挥官看了很久，忽然下令：“从明天起，全军识字。百夫长以上，每人必须带三个学生，白天练刀，晚上认字。不会教人的百夫长，降回士兵。”

副将咋舌：“大人，兵们会骂娘的。”

“让他们骂。”新指挥官说，“骂完接着教。告诉那些百夫长——他们在石墙上刻的每一道痕，以后都要能写成字、讲成话，传给这些娃娃。刻痕会风化，字传下去就断不了。”

教字计划推行得很艰难。第一个月，全军学会写自己名字的不到一半。可渐渐地，石堡的夜里有了新气象：工棚里、马厩边，一堆堆火光照着一张张歪七扭八的沙盘，老兵握着新兵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有个满脸刀疤的老兵教得最凶，他带的学生是个牧羊娃，教了一个月，娃会写“山”字了，老兵高兴得把自己珍藏的一把小刀赏了他。

入秋——不，枫叶红透山脊的时节，罗斯的边镇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三十名维也纳教官，护卫着一面小小的旗帜，在高加索北麓“勘察地形”。新指挥官的斥候跟了他们十天，回报说他们白天量山、绘图，晚上围着篝火讲一种新式的“散兵线”战法。

“画吧，量吧。”新指挥官听完汇报，只回了一句话，“他们量的是今天的山。我守的，是明天的山。再说——”他忽然笑了笑，“他们不是来打仗的，是来教书的。教书先生，最怕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副将们摇头。

“最怕学生里有自己的故人。”新指挥官提笔给伊斯坦布尔写信，“请大维齐尔恩准——从彼得殿下那里借一样东西：他当年在高加索服役时的全部私人笔记。威尼斯能出操典，我们也能出。他日德米特里带着欧洲的本事进山时，我希望我们山里的娃娃，手里也有一本自己人写的书。”

信发出的第三天，北坡巡哨抓到一名迷路的罗斯信使。信使身上的信没送出去——收信人竟是新指挥官麾下的一名达吉斯坦籍百夫长。信是用教会斯拉夫文写的，内容平常，末尾却有一行小字，翻译出来是：“故人之约，冬季雪市，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