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儿子打电话来了。”老刘说，眼睛还盯着计算器。
“说什么了？”
“说苏西快六个月了，胸闷，腰酸，烧心，失眠。难受得很。”老刘停了一下，抬头看张姐，“想让你去上海去服侍她。”
张姐站直了，双手叉腰。
“我不去。”
“儿子让去的。”
“他让去我就去？”张姐声音高了，“我去了这店怎么办？给那个——”
她下巴往后厨方向抬了一下。
“给那个大胸妇女啊？你想得美。”
老刘的脸红了，脖子也红了。他放下手里的钱，转过来面对张姐。
“你看你这个人，好好的话到你嘴里怎么就变味了？我跟她有什么？不就是干活的时候说几句话？你怎么什么事都能往那上头扯？”
“警钟长鸣，不知道吗？”张姐食指戳了一下老刘的肩膀，戳得他往后仰了一下，“你脑子里那点东西，我还不清楚？”
老刘急了，从凳子上站起来，凳子腿刮地面，吱一声。
“我怎么了？我天天在店里，你天天在店里，我干什么了？你倒是说出个一二三来！”
“没说你有事。给你敲个警钟，不行啊？”
老刘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了一下，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又坐下了。
张姐看着他，停了两秒。
“那个老帮菜，不是有钱吗？雇保姆就是了，雇个阿姨。等生了以后，我每个月给她补贴二百块钱。”
老刘抬头看她。
“二百？”
“二百怎么了？二百不是钱？”
在张春兰的字典里，婆婆伺候儿媳妇坐月子，跟让猫给狗洗澡似的——不是干不了，是你敢张嘴，她就敢挠你。
老刘嘴角动了一下，想笑没笑出来，最后只说了一句：“你钱真大。”
张姐没理他。
“我肯定不会去的。你让他死了这条心。”
“妈，这件还带吗？”
英子拎着一件浅绿色卫衣，帽子缝着两只长耳朵。她身上一套粉色短袖短裤睡衣，头发散在肩上。
小年从她腿边探出头，浅蓝色连体睡衣，胸口印一只竖耳朵的兔子。嘴里咬着半块饼干，饼干渣掉在英子脚面上。手里攥着一辆塑料小汽车。
“带着吧。”红梅蹲在地上往灰色行李箱里压东西。深紫色短袖睡衣，领口沾着一小片干掉的奶渍。头发扎成低马尾。
常松从衣柜里抽出一件外套，叠了塞进去。
“两天就回来了，带这么多。”
红梅没理他。
男人永远不理解女人为什么出两天门要带二十斤行李。就像女人永远不理解男人为什么出二十天门只带两条内裤——一个怕不够，一个嫌太多。婚姻就是在这两种“不理解”之间，磨出的一层茧。
常莹斜靠在门框上，白色吊带背心领口松了，碎花短裤裤腿卷两道。头发用塑料夹子夹在脑后。手里捏着半根黄瓜，咬一口，嚼得嘎吱响。
“你们走了，店怎么办？”
红梅抬头看她。
“我不在，你一个人肯定不行。我让钰姐过来帮忙看两天。你在店里听钰姐的话。”
常莹嚼着黄瓜，没停嘴，腮帮子鼓着。
“哪个钰姐？”
红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我淮南的朋友。之前来看小年，来过家里。跟齐莉一块儿。”
常莹咬黄瓜的嘴停了一下，嚼了两下咽了。
“哦，齐莉我知道。就是丢小孩那个？”
红梅看着她，没说话。
“半夜让我给她找小孩，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常莹把剩下的黄瓜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出一块，嚼了两下咽了，“也没说请我吃顿饭。”
红梅笑了一下，低头继续整理箱子。
“回头我请你。你别打岔。听话，听到没有？”
常莹摆了摆手，黄瓜渣从嘴角掉出来，沾在吊带背心胸口上。她低头弹了一下，没弹掉。
“知道了知道了。”
常松转过身，看着坐在客厅沙发上的三个外甥。
杜森坐在中间，灰色旧T恤领口松垮，肚子撑得圆滚滚，深蓝色大裤衩。手指胖乎乎，搓着裤缝。
杜凯靠着扶手，黑色运动装。胳膊上肌肉一块一块，头发剃得露出青色头皮。
杜鑫坐在另一边，灰色条纹睡衣，扣子只系了中间两颗。头发乱糟糟支棱着。
常松走过去，站在茶几边上。
“这两天我不在家。老店新店都忙。杜森，你在老店，后厨你盯好。”
杜森点头，胖乎乎的手指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杜凯，杜鑫。”常松看了他们两个一眼，“正好假期，你们在新店，帮两天忙。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不要惹事。”
杜鑫没动，头点了点。
杜凯直起身：“放心吧，舅。”
“不早了，我买单，送你回去。”
张军把手里最后一串羊肉放下，竹签扔进桌上的铁盘里。桌上摆着十几个空啤酒瓶，绿色的玻璃瓶挨挨挤挤。
李娟坐在他对面，脸被酒精蒸得泛红，额前的碎发湿了，贴在皮肤上。
“好啊。”她说，声音比平时软。
张军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付了钱。李娟跟着站起来，脚步有点飘，手撑了一下桌沿。
张军提上她的行李箱，另一只手拎着那三个纸袋。李娟走过来，伸手要接纸袋。
“我帮你拿。”
“不用。”张军侧了一下身子，“走吧。”
两个人走出烧烤店。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街上的人少了，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投在地上。
从烧烤店到旅馆，走路不到十分钟。
李娟走在张军旁边，步子不快。她低着头，看着地上两个人的影子，一会儿挨在一起，一会儿分开，又挨在一起。
像极了暧昧——你以为近了，其实只是光的错觉；你以为远了，其实从未真正靠近。
张军没说话。他看着前面的路，路灯一盏一盏亮过去，把路面照出一片一片昏黄的光。
旅馆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