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龄手里拿着折扇，面色清冷，见两人看过来，也不避让，径直上前一步，对着纪晓岚拱手行了一礼，随即目光落在王拓身上，语气里满是讥讽，直接开口说道：

“纪大人，恕学生冒昧插一句。不过是些海外夷狄的蛮荒之地，化外之民的鄙陋风俗，也值得着书立说、挥毫记录？不过是些西洋传来的奇技淫巧，旁门左道，竟也值得景二公子如此上心，甚至想以此改动我天朝农桑祖制？景二公子身为勋贵子弟，又是上书房的伴读，不学孔孟圣贤之道，不研经世济民之学，反倒沉迷这些夷狄之物，实在是舍本逐末，枉费了圣上与刘大人的栽培。”

王拓闻言，也不生气，只是淡淡一笑，对着张百龄拱手道：

“张大人此言差矣。何为圣贤之道？何为经世济民之学？孔圣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难道只因为对方是海外夷人，便连他们的长处也要一并摒弃吗？”

张百龄眉头一竖，冷声道：

“我大清为天朝上国，声教远播四海，化外夷狄，只知奇技淫巧，不明圣贤大道，何足为法？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古便是四方蛮夷朝拜的上邦，何须向这些化外夷人学习？这些奇技淫巧，除了坏人心术、蛊惑人心，于国于民有半分益处？”

“张大人这话，未免太过偏颇了。”

王拓语气依旧平和，却字字铿锵，缓缓言道，

“敢问张大人，如今紫禁城里、王公府邸里，随处可见的自鸣钟、时辰表，皆是从西洋传来，上至圣上，下至百官，皆以此计时，甚至钦天监测算天象、制定历法，也以西洋钟表、天文仪器为准。圣祖康熙年间，专设养心殿造办处做钟处，延请西洋传教士主持，教习本朝工匠铸钟、修械之术，所造自鸣钟、水法钟、天文钟，精巧处不输西洋，难道这也是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还有康熙三十三年，圣祖皇帝下旨在养心殿造办处专设玻璃厂，请西洋传教士纪理安主持烧造技术，不仅造陈设玻璃器皿，更能烧制望远镜、老花镜。如今京中官宦人家，玻璃陈设、玻璃窗已非罕见，就连军营里的望远镜，也多是造办处所造，难道这也是蛊惑人心的旁门左道？”

“再说军用之物，前明万历年间，从荷兰、葡萄牙传入的红夷大炮，也就是本朝所称的红衣大炮；本朝定鼎中原、平定三藩、收复雅克萨，此炮皆立下汗马功劳。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还曾为我朝编撰《火攻挈要》，传授铸炮、弹道测算之术，难道这也是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更不必说，康熙三十二年，圣祖皇帝偶患疟疾，正是西洋传教士献上的金鸡纳霜，才让圣体痊愈，难道这也是祸国殃民的夷狄之物？”

王拓话音稍顿，目光落在张百龄涨红的脸上，语气里添了几分锐利，却依旧不疾不徐朗声斥道：

“乾隆二十一年准噶尔之战，清军凭西洋传教士傅作霖设计的新式冲天炮，大破准噶尔骑兵于伊犁；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钦天监西洋监正刘松龄，奉圣命测绘西域全图，精准标注山川地形、水源驿站，我军方能千里奔袭、一战定乾坤。这些，难道都是张大人口中‘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

“张大人总说这些是器物之用，是奇技淫巧，可圣人亦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有言，‘君子不器’，是教我们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却从未教我们轻视器物之用、摒弃百工之学。先贤解《论语》亦言，‘三人行必有我师’，从来无分贵贱、无分华夷，但凡有一处长处，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学西洋器物之所长，是为补我天朝之所短，是为取其法、通其理，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我大清的百工、农桑、军械，皆能远超西洋列国。这难道不是经世济民之道？难道不是富国强兵之策？”

“更何况，孔夫子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中庸》亦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圣贤之道，从来都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墨守成规。张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饱读圣贤之书，莫非连这些至理名言都忘了？还是说，张大人皓首穷经，白首太玄，只知死读经义，却不知经世致用，不知变通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