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转过身，面对台下。

“威廉奥斯勒，现代临床医学之父。”

她的声音经过话筒扩散出去，传到了二楼看台最后一排靠墙站著的学生耳朵里。

“他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每一个医学生入学第一天就该刻在骨头里的。”

她顿了一拍，声音往下压了半度。

“thepraisedequallywithyourhead.”

英文从她嘴里流出来的时候，发音乾净利落，带著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感。

前排几个英语底子好的学生已经在飞速翻译了，笔尖戳在纸面上，墨水洇开一小团。

叶蓁没有等他们。

她用中文重复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医学实践是艺术，不是交易。”

“是使命，不是行业。”

“在这个使命中，你的心与你的脑同等重要。”

最后半句话落下去，礼堂里的议论声全没了。

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从四面八方匯在一起，密得像春蚕啃桑叶。

叶蓁没有停。

“奥斯勒有一个习惯，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天花至少十五分钟坐在病人床边。”

她抬起头，目光从前排慢慢扫到后排。

“不是查体，不是问诊，不是开药方。”

“就是坐著，听病人说话，和病人聊天。”

叶蓁往前走了一步，离讲台边缘更近了些。

“一百年前的医生就知道一个道理。”

她的语速放慢了，每个字咬得清清楚楚。

“病人不只是一具需要修理的机器。”

“他是一个人。”

“一个害怕的，痛苦的，需要被看见的人。”

前排角落里，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低下了头。

她想起了上周在妇科门诊见习时，一个从乡下来的產妇疼得满头汗，一个劲地喊著“大夫救我”，可整个走廊里的人都在忙，没人停下来握一握她的手。

叶蓁给了台下几秒钟的安静。

然后她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名字。

albertschweitzer。

粉笔字写得很大，落笔稳当，一撇一捺都透著力道。

“阿尔贝特史怀哲。”

叶蓁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白灰。

“有人知道他吗”

台下稀稀拉拉举起了几只手。

叶蓁点了离她最近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你说说。”

男生站起来，紧张得推了两下眼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非洲行医。”

“还有呢”

男生想了想，摇头。

“坐下吧。”

叶蓁转身面向所有人。

“史怀哲是神学家，是音乐家，巴赫管风琴演奏的权威。他在欧洲有体面的教职，有学术声望，有优渥的生活。”

她在两个名字之间画了一条横线，把它们隔开。

“三十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去非洲。”

“去加彭的丛林里，建了一座医院。”

“一待就是五十年。”

礼堂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叶蓁用手指点了点黑板上的第一个名字。

“奥斯勒教了我们怎么当医生。”

手指移到第二个名字上。

“史怀哲教了我们另一件事。”

她放下手。

“为什么当医生。”

后排站著的一个高个子男生把脖子伸得老长，生怕漏掉一个字。

叶蓁的声音沉下来，带著一种不容忽视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