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栋私宅里亮著灯。

房子坐落在第五大道靠近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位置，外表不显眼，灰褐色砂岩外墙，门廊窄小，连门牌號都只刻在一块不到巴掌大的铜牌上。

但从大门进去之后，內部的装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深色胡桃木护墙板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壁炉里的火焰正把一整块樺木烧得噼啪作响，水晶吊灯的光线经过三层黄铜灯罩的过滤，落在桌面上时已经变成了温润的琥珀色。

长桌周围坐了五个人。

桌面上没有铺桌布，深色的木纹上直接摆著几杯威士忌、一只冰桶和一盒没拆封的哈瓦那雪茄。

五个人都穿著做工精细的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但外套都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衫的袖扣解开了一颗。

气氛鬆弛到了让人误以为是老友聚会的地步，但如果凑近了听他们说的话，就会发现鬆弛只是表象，桌面上流动的东西远比閒聊要锋利得多。

坐在长桌顶头的是温思罗普范德比尔特。

六十三岁，头髮全白但浓密，体型偏瘦，手指上常年夹著一支细雪茄。

他已经从家族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退下来了，但他名下仍然控制著东西海岸多家银行和钢铁公司的股权。

他是那种不需要名片来证明自己是谁的人，在这张桌子上的话语权来自於他身后那一整个世纪初积累下来的財富网络，像一棵老树的根系在地下伸展出去，肉眼看不见但隨便碰一下哪一根都会牵动半片森林。

他对面坐著的是阿莫斯科温顿。此人五十五岁，肩膀宽厚，面孔红润，一看就知道饭桌上的应酬没少过。

他的主业是军工製造业——从步枪的枪管毛坯到火炮的炮架铸件，什么东西能塞进子弹壳里运往前线他就生產什么。

自內战的氛围愈演愈烈以来，他的工厂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转，订单排到了明年年中。

他喝威士忌的方式跟谈话的方式一样直接：倒满，一口喝了三分之一，然后把杯子放回桌面，指节轻轻敲了两下杯壁。

坐在范德比尔特右手边的是两个来自欧洲的面孔。

一个是法国人，德拉罗什伯爵，通称“伯爵“。

四十九岁，瘦高，领带是绸缎质地的深紫色，袖口的法式摺叠袖用银质扣针別著。他是法国革命后逃出来的那一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短暂停留了一年，后来辗转到了纽约。

他手里还攥著一些在中非和西非的矿產权益，虽然现在那些矿已经被新法国政府收归国有了，但他手里有矿產权的法律文件原件，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那些文件或许还有用。

另一个欧洲人是英国人，詹姆斯阿什福德爵士，五十八岁，是英国王室出逃前最后一批撤走的贵族银行家之一。

他在伦敦金融城干了三十多年，逃到加拿大后又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把大部分能带走的流动资產换成了美元和黄金，存在纽约几家私人银行的保险库里。

坐在桌尾的那个人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但他坐在末尾的位置本身说明了他在这张桌子上的排位。他叫奥古斯特梅耶，是《纽约时报》的控股股东之一，同时也持有中西部几家报纸和几家广播电台的股份。

在这张桌子上，他的角色是执行层。

范德比尔特把雪茄在菸灰缸边缘磕了磕，开口的声音不高，但整张桌子上的人都安静下来了。

“各位今天来之前，想必都已经看过了这几天的报纸。“

他的目光在桌面上扫了一圈，

“梅耶先生，您先说说效果怎么样。“

梅耶身体微微前倾。他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指尖相对，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

“非常好。“

他说，

“坦恩飞艇事故的报导覆盖了二十三家主流报纸的头版或二版，广播方面也跟进了三轮。

我们用了治理缺陷和执行不力两个锚点来做核心框架，这两个锚点击中了德国宣传中最敏感的地方——他们一直標榜自己的行政效率和群眾路线。

现在我们让他们自己体系里的一个漏洞自己浮上来，人们会怀疑既然飞艇管不住，那別的呢“

阿什福德爵士把威士忌杯端起来晃了晃，冰块在杯壁上碰出清脆的响声。

“时效性抓得好。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就铺开了全美范围的头版覆盖，这个速度说明底层的渠道是通畅的。

问题在於下一步——“

他偏头看著梅耶，

“媒体上的热度一般维持不了太久。我们接下来怎么让它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