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徵询在第二周进入了最密集的反馈期。生態运营部每天收到超过四百份问卷反馈和近两百条自由意见文本。方敏在合城生態运营中心组织了一支由八名法务实习生和十二名生態运营专员组成的徵询处理小组，將每一份反馈按照草案条款编號归档、去重、摘要和统计。处理小组在两周內建立了迄今为止生態运营部最大规模的公开档案——一份收录了来自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总计四千八百一十七份有效反馈的徵询资料库。

苏黛在徵询第三周的周例会上展示了反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六章三十九条中，支持率最高的是第六章“生態参与者权益保护规则”的第八条——关於申诉与覆核程序的规定，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六。支持率最低的是第三章第十二条——关於商用授权收入成本扣除上限的规定，支持率仅为百分之七十一点三，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百分之十五的上限是否足以覆盖小型授权服务商的运营成本。

“百分之七十一点三仍然是一个健康的支持率。”苏黛在例会上说，“反对意见不是反对上限的存在，而是爭论上限该设在哪里。这种爭论本身就是在接受『应该有上限』这个前提。公开徵询的目的不是追求百分之百的支持——是让不同意的人也能在规则出台之前把自己的立场讲出来，並且在规则出台之后知道自己的立场被记录在了哪一条会议纪要里。”

徵询第四周的最后三天，方程安排了三场面对面的闭门协商会，分別针对反馈中爭议最大的三个条款——数据分级授权的等级边界、商用授权收入成本扣除的上限比例、以及跨制度追溯规则的启动门槛。三场协商会的参会方包括提出关键反对意见的生態参与者代表、联合技术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以及周明从法务部抽调的三名专攻数字经济法的律师。每场协商会的完整记录在会议结束后二十四小时內在可验证墙公开。

第三场协商会——关於跨制度追溯规则——在合城產学研融合中心举行。蔡总从爪哇飞到了合城，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態合作基金首期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加规则制定的闭门协商。他在会上没有讲自己的项目，而是讲了一个他在爪哇亲眼见过的故事。

“我在爪哇见过一家初创企业，创始人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孩，做视障辅助可穿戴设备的。她申请了爪哇政府的一个创业补贴，在申请材料里把团队的博士学歷写成了『硕士在读』——她不是故意造假，是她那个博士同事中途退学了，退出之后忘了告诉她。补贴发下来一年后，政府审计发现了这个问题，认定材料造假，取消了她的补贴资格，並且把她列入了政府所有项目的一个统一黑名单。她不能申请任何政府补贴、不能参加政府组织的展会、不能入驻政府补贴的创业园区。她后来把公司关了，带著技术去了国外。”

蔡总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说：“跨制度追溯如果是自动触发，蔡总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供应链洗產地事件中我的项目被查出供应商造假，如果自动触发跨制度惩戒，我在天罡应用兼容性测试云平台的项目也会被同时中止，因为那家供应商也供货给测试云平台。但我不知情。制度如果不分知情与不知情、故意与过失、严重与轻微，一律连锁惩戒，它就不是在保护生態，是在用一把刀同时切肿瘤和切正常组织。”

周明在听完蔡总的发言后，在跨制度追溯规则的启动门槛条款中增加了三个分层条件。第一条——违规行为必须被原制度下的终局裁决认定为“重大违规”，轻微违规不触发跨制度追溯。第二条——跨制度追溯启动前，必须由生態治理委员会委託独立调查小组確认违规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非主观故意的违规行为不触发惩戒性追溯，但触发信息共享和风险標註。第三条——跨制度追溯的惩戒措施必须与被追溯的违规行为在严重程度上成比例，不得自动適用另一个制度下的顶格惩戒。

“这三条分层条件加进去，跨制度追溯就从一把刀变成了一把手术钳。”苏黛在协商会结束后对周明说，“它能夹住需要夹住的东西，但不会把旁边的组织一起夹碎。”

公开徵询在第四周的最后一天正式截止。生態运营部在截止后四十八小时內完成了所有反馈的统计分析和规则修订建议。苏黛將修订后的草案定稿提交研发治理委员会终审。定稿中吸收了公开徵询期间收到的一百八十四条实质性修改意见中的七十三条，修改覆盖了六章三十九条中的二十一条。未被吸收的意见全部附录在定稿文本之后，每一条意见旁边都標註了未被吸收的理由——不是因为“领导不批准”，而是因为“与其他条款存在逻辑衝突”、“技术上不可验证”或“在协商会中意见提出方主动撤回”。

方敏在定稿提交后，將整个公开徵询过程的全套档案——草案初稿、四十七个问题的徵询问卷、四千八百一十七份有效反馈、三场闭门协商会的完整记录、修订意见及採纳情况对照表、以及研发治理委员会终审议程——全部上传到了可验证墙。她在可验证墙的新展格里为这套档案专门开闢了一个区域，区域的標题是：“天罡生態治理规则公开徵询全过程——从第一稿草案到最终定稿之间的每一步都在这里。”

展格的最后一块展板上，方敏贴了一张阿贡在公开听证会上举起那张维修记录单的截图。截图下方印著阿贡说的那句话——“记录是谁的，谁就有权说可以给谁看。”她在旁边加了一行註解：“生態治理规则第七条修正案——数据分级授权——的灵感来源之一。”

研发治理委员会的终审会在合城六號会议室举行。苏黛在会上逐条匯报了修订內容。终审过程没有出现激烈的爭论——不是因为委员们没有意见，而是因为大部分爭议已经在公开徵询和闭门协商中被消化。草案定稿中的每一条爭议条款背后，都附著一份协商会记录、一份反馈统计数据和一份替代方案比较分析。

全票通过。天罡生態治理规则定稿版自审议通过之时起，进入三十天的公示期。公示期內任何生態参与者仍可提出书面异议，异议將由生態治理委员会在公示期结束后统一回復。公示期满后，规则正式生效，取代此前各自独立运行的基金评审规则、许可执行手册和审计制度中的衝突部分。

陈醒在终审会结束后走到白板前，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时间线。时间线的起点是天罡os兼容標准制定权移交联合技术委员会，第一个节点是生態合作基金首期评审规则公布，第二个节点是天罡许可商业化章程生效，第三个节点是法务预警系统正式运行，第四个节点是生態治理规则公开徵询完成。时间线的终点——空著，等待填入下一个节点。

他在终点旁边写了一个日期——三十天后，天罡生態治理规则正式生效日。然后在这个日期下方，又写了一个日期——六十天后，生態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季度报告发布日。

“三十天公示期。六十天后第一份季度报告。”陈醒在时间线的终点处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指向会议室窗外的可验证墙，“一季度一次，全年四次。每一次季度报告都要像今天这部规则一样——全文公开、数据可查、结论可验。生態不是建完规则就自动运转了，是每次季度报告都在提醒所有参与方——规则在执行，执行有记录，记录可审计。”

窗外的可验证墙上，新展区的灯光在夜空中亮起。展区里，四千八百一十七份有效反馈的统计图表、三场闭门协商会的照片、阿贡举起维修记录单的截图、以及蔡总从爪哇飞抵合城参加协商会的登机牌照片，被方敏按照时间顺序排成了一条连贯的展线。展线的起点处，方敏放了一张她在公开徵询处理小组工作现场拍的照片——照片里八个法务实习生和十二个生態运营专员在凌晨两点的合城生態运营中心里，围著一张大桌子逐份拆阅从全球各地发来的反馈问卷。桌子的中央，堆著一摞来自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纸质问卷——其中一封来自克钦邦的纸质问卷信封上贴著一张手写的寄件人地址，字跡歪歪扭扭，寄件人姓名栏写著阿贡徒弟的名字。

方程在可验证墙展区前站了很久，然后给阿贡发了一条加密消息：“你徒弟的问卷收到了。他建议將数据分级授权中的『私权级』访问记录的实时可见范围从『生態参与者本人』扩展到『生態参与者指定的至多三名技术合作者』，理由是街边店通常是两个人合伙经营，两个人都有权看到数据被谁用过。这条建议已经纳入定稿第六章第八条的修订附註。他的名字和修改建议一起印在了定稿文本的附录c第十七页。”

阿贡在密支那凌晨的维修间里收到消息，把手机屏幕转向旁边正在焊板子的徒弟。徒弟盯著屏幕看了半分钟，然后用掸语说了一句话。阿贡把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打在了回復框里：“他说他写那封信的时候，觉得寄出去也不会有回音。他只是觉得该写。”

方程在收到回復后，在当天的生態运营工作日誌中写了一行字：“公开徵询的意义不在规则写得多完美，在写信的人觉得该写——並且收到回音。四千八百一十七份反馈的背后是四千八百一十七个觉得自己的声音可能被听到的人。这个数字比任何一条条款都更能定义什么是『生態』。”

而在合城，苏黛在终审会结束后没有离开六號会议室。她坐在空了的会议桌旁，打开加密终端，开始起草生態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季度报告的提纲。提纲的扉页上印著陈醒在时间线终点处写的那两个日期——三十天后，规则生效。六十天后，报告发布。两个日期的中间，她留了一行空白，等待填入下一章的事件的標题。

空白行的光標在屏幕上安静地闪烁著。窗外追光五期钢结构的最新一节钢樑在吊车的轰鸣中缓缓升起，与造芯学院新实训大楼已完成封顶的框架在同一片夜色中形成两个高低错落的剪影。更远处，恆芯封装试產线的无尘车间灯光在深蓝的夜幕下泛著淡黄色的光晕，天权6號量產版的封装仍在连续跑片，硅通孔间距稳在六微米，良率曲线沿著预定斜率向上爬升。

苏黛在提纲的空白行上敲下了下一行字——“公益项目审计与透明化：生態治理规则第六章第四条的执行启动。”她在这行字下方加了一对括號，括號里写著一个日期和三个字：“待定。待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