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9月30日

地点：保密站北平站、训练班、北平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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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赵仲春召集保密站行动队开会。

会议室在二楼，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蒋介石的戎装像。窗帘拉了一半，阳光从另一半照进来，照在桌面上，照在每个人脸上。赵仲春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一份名单，名单上写着十几个名字。他的脸色铁青，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几天没睡。他的手指在名单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的，节奏很快。

白清萍坐在他旁边。她是副站长，列席会议是分内的事。行动队的几个组长坐在对面，有李黑子、张胖子，还有几个她不怎么熟的面孔。他们看着赵仲春，等着他开口。

赵仲春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上面有指示，”他的声音有些哑，“北平城内，主张和平投降的人，一个都不能留。这些人，蛊惑人心，动摇军心，是共党的帮凶。”他拿起那份名单，念了几个名字。“这些人，今天之内，全部抓捕。情节严重的，就地枪决。”

白清萍看着那份名单。她认出了几个名字——一位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一位是北平的知名律师，还有一位是报社的主编。她没见过他们，但听说过。他们主张和平，主张谈判，主张北平不流血。在赵仲春眼里，这就是通共。在白清萍眼里，他们只是不想死。

赵仲春把名单放下，看着行动队的几个人。“李黑子，你带人去抓那个教授。张胖子，你去抓那个律师。其他人，按名单分头行动。下午三点之前，我要结果。”

李黑子站起来，敬了个礼。“是！”张胖子也站起来，敬了个礼。几个人鱼贯而出，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会议室里只剩下赵仲春和白清萍。

赵仲春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他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阳光里飘散，灰蒙蒙的。“白副站长，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白清萍看着他。“赵站长，这是上面的指示，我们执行就是了。”

赵仲春看着她，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他想从她脸上看出什么——反对？厌恶？恐惧？什么都没有。她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水。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

“白副站长，你是个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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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消息传来。

赵仲春亲自带队，在东城的一处寓所里抓到了那位教授。教授姓陈，五十多岁，戴着眼镜，头发花白。据说被抓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写文章，看见赵仲春带人闯进来，他没有跑，也没有喊，只是放下笔，站起来，说：“我跟你们走。”赵仲春没有给他戴手铐，而是亲自把他押上了车。车子开到天桥附近，停下来。赵仲春让教授下车，站在路边。然后他掏出枪，对准了教授的后脑勺。

枪响了。教授倒下去，血从头部流出来，染红了灰白色的水泥地。赵仲春收起枪，对围观的群众说：“这就是通共的下场。”然后上了车，扬长而去。

白清萍是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消息的。赵仲春的副官来送文件，顺便说了这件事。副官说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白清萍点了点头，说：“知道了。”副官走了。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阳光。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桌上，一道一道的。她看着那些光影，看了很久。

她想起陈教授。她没见过他，但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在北平很有名望，学生很多，朋友很多。他主张和平，主张谈判，主张北平不流血。他以为自己的声音能被人听见。他以为这个世道还有道理可讲。他错了。在这个世道，道理是枪杆子说了算的。谁有枪，谁就有道理。赵仲春有枪，毛人凤有枪，蒋介石有枪。陈教授没有。所以他死了。

白清萍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落下来几片，在地上打着转。她看着那些叶子，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撑了太久、终于可以不用再撑了的累。可她不能撑不住。她还得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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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白清萍去训练班上课。

教室里坐满了学员。四十张面孔，四十双眼睛。他们显然已经听说了陈教授的事。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低着头不敢看人，有人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白清萍走上讲台，翻开讲义。

“今天讲审讯与反审讯。”她的声音很平静。“你们要知道，被抓以后，敌人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们。打，饿，冻，不让你睡觉。他们会用各种办法让你开口。”

台下的人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提问。白清萍继续讲。她讲得很细，从审讯室的布置到刑具的种类，从敌人的心理到应对的策略。这些都是她在延安学到的，在保密局实践过的。她讲这些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是在重复那些她早已烂熟于心的内容，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机器。

下课的时候，学员们站起来，鱼贯而出。白清萍在讲台上收拾讲义。一个女学员走到讲台旁边，停下来。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得很紧。

“白老师。”

白清萍看着她。“什么事？”

女学员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困惑。像是一个孩子看见大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白老师，这样杀人，真的对吗？”

白清萍看着她，看了很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两个人身上。女学员的嘴唇在发抖，但她没有哭。她在等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