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妍妍第一次觉得那间福利院不对劲，是在她升任会计主管的第三个月。

青苗福利院坐落在川北一个叫白鹭镇的地方，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外墙刷着一层淡绿色的涂料，剥落得像一张长了癣的脸。院里的孩子不多，百来个，大多是残疾或智障，被家人遗弃后送到这里。商妍妍在这个系统里干了七八年了，从乡镇敬老院的出纳做到县福利院的会计主管，经手的拨款单据堆起来比她人还高。她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这些账目上的数字——那些来自上级单位拨款、社会捐赠、专项救助资金的数据庞大而枯燥，在报表上抹平了人间所有的褶皱。可她没想到，那些被抹平的褶皱里，藏着一本她这辈子都不想翻开的旧账本。

那本旧账是她在整理前任会计留下的资料柜时发现的。柜子锁着，钥匙不知去向，她用螺丝刀撬开锁扣，从最底层抽出了一摞发黄的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的东西，不是财务凭证，是一些她看不懂的记录。每张纸上都手写着日期、编号、人名，人名被划掉了，只剩下编号。编号后面跟着一个数字，有的几百，有的几千，有的上万。数字后面没有科目，没有摘要，只有一行潦草的铅笔字——“已处理”。

商妍妍把这摞纸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名堂，随手塞回了文件袋里。

可是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房间里摆满了白色的小铁床，床上躺着婴儿，每一张床前都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那些人在低头翻看床头的记录本，手里的笔在一行一行地勾画。她走近一张床，想看床头那个记录本上写的是什么。那个人抬起头来，脸是空白的，没有五官，只有一片光滑的、灰白色的皮肤。那个没有脸的人朝她张开了嘴，喉咙里发出一个声音——“商会计，这张床空了很久了。什么时候补人进来？”

她猛地睁开眼，天已经亮了。

商妍妍没有把那摞纸当回事。她见过太多这种老资料了，福利院的档案管理一向混乱，旧账目缺胳膊少腿是常态。这摞纸很可能只是某个已停用的救助项目的流水记录，被前任会计随手塞进了柜底。她把文件袋放回资料柜，锁好柜门，把钥匙挂在钥匙架上，再也没有翻过。

此后几个月，日子过得像以前一样。她每天对着电脑做账、报税、填报表，偶尔去院区转转，看看孩子们。孩子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做康复、学认字。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异常，那些被划掉的名字、那些“已处理”的标注，都沉在了文件柜的最底层。

商妍妍当上会计主管以后，每个月都要做一次“在院人数”的统计报表。这个数据是上级拨款的主要依据之一——人头数越多，拨下来的钱越多。她做报表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系统里登记的“在院人数”，和她每次去院区点数时看到的实际人数，总是对不上。系统里是九十三人，她点数只有八十九人。系统里是九十一人，她点数只有八十七人。差的不多，总是差四五个。她以为是自己数漏了，或者有的孩子在上课、在康复室，她没有看到。可连续三个月，数字都对不上，每次都差四个人。

她调出了过去两年的在院人数月度统计表，发现这个差额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系统记录的数据和实际点数之间的缺口，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每月四人，不多不少，像被什么东西从账面上精准地啃掉了一口。

商妍妍翻出了前任会计留下的审计报告——连续四年都是“合格”，公章鲜红，负责人签字栏里是老院长的名字。老院长姓周，去年得了脑梗，话都说不利索了，退休在家。她本想去找老院长问问情况，又怕打草惊蛇。这笔账到底能不能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几个孩子——每个月从系统里消失、从账面上被勾销的四个孩子，她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没在院区里见过他们的脸。

她第一次去找老院长，是某个周五的下午。老院长住在白鹭镇老街尽头的一间平房里，院子很小，种着几丛快枯死的月季。老太太靠在竹椅上晒太阳，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毛毯，看见商妍妍进来，浑浊的眼珠缓缓转了一下。商妍妍搬了个板凳坐在她旁边，把那几份月度统计表摊在她面前。老院长低头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

“你查这个做什么？”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觉得账不对。”

老院长沉默了很久，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她伸出手把那缕头发拢到耳后，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让商妍妍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那些孩子，被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商妍妍攥着那摞报表，指节泛白。她问老院长那些孩子的名字、编号、去了哪里，老院长摇头，不再开口了。她把报表放在膝盖上，掀开毛毯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回了屋里。

铁门关上了。

商妍妍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那摞报表折好，塞进了挎包里。她沿着老街走了很长一段路，在镇口的石桥上停了一下，看着桥底下那条灰白色的河。河面上浮着一层油光，油光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缓缓地、无声地翻动。她不知道那是水草还是别的什么，可她的胃猛地翻了一下。

她没有回福利院，直接回了县城。

她把那本旧账从资料柜里取出来，一页一页地翻。那些被划掉的名字，那些只剩下编号的条目，那些“已处理”的标注，她一个一个地抄在本子上。从三年前开始，每个月四个，她抄了四十三页，抄到手指磨出了血泡。她不知道这些孩子去了哪里，不知道“已处理”是什么意思，可她认得那些编号的格式。那是青苗福利院内部使用的编码系统。编码由两位字母和五位数字组成，字母代表入院年份，数字代表入院顺序。她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院务系统的登录界面，在搜索栏里输入了第一个编号。

系统弹出了一条记录。

姓名：弃婴。性别：女。入院日期：2022年3月12日。离院日期：2022年3月17日。离院原因：转院。备注栏是空白的。

商妍妍把这个编号的离院日期和入院日期对比了一下——五天。一个才入院五天的弃婴，就被“转院”了。她输入第二个编号，入院日期2022年4月8日，离院日期2022年4月12日，又是四天。第三个，入院五天，转院。第四个，入院六天，转院。每一个，在院时间都不超过一周。每一个，离院原因都写着“转院”。每一个，备注栏都是空白的。

商妍妍在系统里搜索“转院”这个关键词，弹出了一百多条记录。她一条一条地翻，翻到最后，她的手停在了鼠标上——那些“转院”的孩子，没有一个在接收单位的系统里留下过接收记录。省里、市里、县里，她打电话问了一圈，没有一家机构收到过青苗福利院转来的孩子。一百多条转院记录，就是一百多个从人间蒸发的人。

她没有把这些发现报告给上级。她去找了院办的老主任，老主任今年五十七，在青苗福利院干了快三十年。她问他那些“转院”的孩子到底转去了哪里，老主任沉默了很久，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商会计，这些事你就不要查了。”他压低声音说，“查下去，你担不起。”

商妍妍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主任的手指在办公桌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又一圈，像什么东西在缓慢地、不愿意停下来地转。他画了很久，终于开口了。“以前院里有个保洁阿姨，姓刘，干了十几年。她跟我说过一件事，说院里的孩子少了，不是转院，是‘处理’了。”

“怎么处理？”

老主任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她说，那些孩子被送到一个地方去了。不是福利院，不是医院，是别的地方。进去了，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