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乃凉州张掖郡觻得县令王昌。

张掖郡，地处河西，距京悬远。

王昌本以孝廉入仕，受国厚恩，不思报效。

变革令下，张掖郡守李崇督行新政，王昌阳奉阴违。

表面造册呈报，暗中隱匿其妻族田產四十余顷。

更將一百三十余户隱丁，藏於祁连山麓之庄院。

郡守李崇遣吏核查，王昌以『山路难行，胡羌出没』为由推諉拖延。

自十月至十一月，歷时两月，核查之事竟寸步难行。

及至十一月末，郡守李崇亲率郡兵入山，方於山麓庄院中发现隱匿之户。

王昌见事败露，竟私调县卒百余人，持械抗拒郡兵。

虽有镇守使及时赶到，未致伤亡。

然此等以县卒抗郡兵之举，实与谋逆无异。

臣以为，王昌身为县令，受国厚恩，当率先奉行新政，为民表率。

而竟包庇亲族，隱匿田產，调兵拒命，罪在不赦。

依变革之法，包庇隱匿者与犯者同罪，以兵抗命者以谋逆论。

臣请夷王昌三族，以正法本，以儆效尤。

.......

另有酒泉郡会水县令赵猛，挟私报復一事。

会水县令赵猛，出自酒泉赵氏，其宗族在变革中被公审。

赵氏族长赵安及族中三人，因积年盘剥乡里，强占民田，逼死人命等罪。

经公审定罪，交由百姓处刑。

此案乃凉州镇守使张济亲临监审，证据確凿，无可辩驳。

然赵猛怀恨在心，於十二月间，先后差人抓捕曾参与公审作证之百姓四户十七人。

诬以『盗窃』『抗税』『通敌』等罪名，严刑拷打。

其中三人因刑重致死，五人致残，余者羈押狱中。

郡守马洪於巡查时察觉此事，赵猛见势不妙，焚毁审讯记录，欲毁灭罪证。

幸郡吏抢先一步，保全部分证物。

臣以为，公审之法，乃陛下圣意所定。

集眾庶之公议，而定罪量刑，正为免有司独断，冤狱丛生。

赵猛身为县令，竟敢报復参与公审之百姓，此非独残害无辜，更是公然挑战国法，否定圣断。

依变革之法，报復公审证人者，与谋逆同罪。

臣请夷赵猛三族。

........

另，张掖郡守李崇，酒泉郡守马洪。

两人虽在案中均有功绩，

然其二人身为郡守，督下不严。

失察之罪，实不可辞。

依变革之法，郡守於本郡变革负总责，属县有失，郡守连坐。

臣请將李崇，马洪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罚俸一年，记大过一次。

若日后再有过失，两罪並罚。

........

除以上二者。

益州南部永昌郡郡守带头包庇宗族，阻挠新政。。

永昌郡地处西南，距京万里。

郡守杜融，永昌大姓出身。

其宗族在永昌，牂牁，益州三郡占有田土不下千顷，隱丁上千户。

新政之下，杜融非但不率先自清其家。

反而遣心腹快马驰报宗族，唆使其焚毁田籍，转移隱丁，藏匿粮谷。

牂牁郡守，益州郡守清查杜氏田產时。

发现田籍已付之一炬，隱丁亦被连夜迁往深山。

益州牧遣使至永昌郡督行新政，杜融阳奉阴违，表面配合，暗中阻挠。

益州镇守使察觉有异，亲自入山搜寻。

歷时数日，终在深山之中找到被藏匿之隱丁百余户。

隱丁供称，杜氏宗族以『若不从命，他日新政过后必加报復』相威胁，迫其连夜迁徙。

后一月中，陆续寻得隱户八百余户，还有数十户隱丁不知所踪。

........

臣以为杜融身为郡守，理当率先垂范。

而竟唆使宗族焚毁田籍，转移隱丁，威胁百姓，此非独抗法，更是以郡守之权庇护宗族，残害黔首。

依变革之法，郡守包庇宗族隱匿田產隱丁者，与犯者同罪。

唆使焚毁田籍者，加一等。

臣请將杜融夷灭三族，悬首示眾。

益州牧刘焉，身为方伯，奉天子之命牧守一州，负有督行新政之总责。

杜融所为，虽在永昌郡，然益州牧督下不严，竟使属郡郡守，公然包庇宗族。

歷时月余而未能察知，其失察之罪，不可不究。

臣请將益州牧罚俸半年，记大过一次，令其亲赴益州郡督办善后事宜，以赎前愆。

除此三人之外，另有县令四十一人或多或少有越界之举。

《书》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轻。”

然王昌，赵猛，杜融之罪，铁证如山，无可疑者。

李崇，刘焉之失察，亦无可辩。

臣请陛下准臣所奏，赏功罚罪。

使天下知陛下赏罚分明之德，朝廷变法之坚。

如此，则良吏愈奋，奸吏敛跡；黔首感悦，四海归心。”

曹操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