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以为是敌人的造谣。

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二，它让干部队伍腐烂。

靠关系上来的人，能力够不够呢？

德行够不够呢？

但位置是这帮人占着的。

有能力的人上不来，慢慢就不想干了，或者被挤走了。

最后剩下的全是‘自己人’了。

自己人管自己人，没有监督，没有制约。

想不腐败都难。

第三，它会埋下分裂的种子。

干部的子女和普通人的子女之间，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

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厚，到最后就变成了两个阶级。

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的特权阶级，又养出来一个新特权阶级。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二十一年就白干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台尔曼开口了。他的声音很粗，像是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

“主席，你说的这些，我见过。

我在内务部干了十几年，

有些地方，干部的子女犯法，没人敢查。

有些地方，干部的家属经商，没人敢管。

有些地方，干部的亲戚承包工程，质量一塌糊涂，没人敢说。

我处理过几个案子，处理到一半就有人来打招呼。

打招呼的人是谁？

是老干部。

是老战友。

是当年一起打过仗的兄弟同志。

他说，你查我儿子，就是查我。

你查我，就是查革命。

这种话，我这段时间听的太多了。我烦透了。”

迈尔把铅笔搁下，抬起头来。他的声音很稳，但带着一种他很少流露的情绪：

“主席，我建议——从今年开始，对干部家属进行一次全面清查。

所有干部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凡是在党政机关、军队、国有企业任职的，全部登记造册，公开公示。

凡是在提拔、调动、招工、入学等方面有异常的，一律倒查。

查到问题，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韦格纳点了点头。他从桌上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几行字。

写完之后他把纸递给迈尔，说：

“这个方向对。

具体方案你牵头起草，台尔曼配合。

监察部、组织部、内务部联合行动。

时间——一个月之内拿出初稿，三个月之内开始试点，半年之内全国铺开。

另外，我提一条——干部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系统内担任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职务。

干部的旁系亲属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

干部的子女入学、入伍、就业，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违反了怎么办？

违反了就处分。

严重了怎么办？

严重了就撤职。

撤职之后怎么办？

撤职之后还要追究推荐人、批准人的责任。谁推荐的，谁负责。

谁批准的，谁负责。

谁打招呼的，谁负责。”

韦格纳说完之后，把铅笔搁下，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灰色里，但雪停了，街上的行人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他看了一眼窗外，然后转回头来，对着在座的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等到群众上街的时候才想起来要改。

到那时候就晚了。

我们现在改，是主动改。

主动改，叫革命。

被动改，叫镇压。

我们选了主动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走到底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不管他有多老，不管他是不是当年跟我一起在三百零四高地起义——只要他搞裙带，只要他搞特权，就要处理。

我韦格纳今天把话放在这里。

你们记下来。

将来我要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你们也一定要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