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窗台上那盆蔫了的绿萝，坐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给绿萝浇了水。

里希姆对约阿希姆的事有自己的看法。

他没有跟别人说过，但他心里有一条线。

里希姆在大学里学过法条法规，在党校里学过党纪党章，在克虏伯的课上听过三零四高地起义的故事。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

约阿希姆的事，在他看来，就是一条一条的“算了”——“就收个鸡蛋，算了”“就帮人安排个工作，算了”“就递个烟，算了”。

算着算着，就算到了今天。

里希姆跟自己说——我不想说“算了”。

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该关门的时候，就关门。该得罪人的时候，就得罪人。得罪人比这样子背叛组织，背叛初心，背叛人民要强。

里希姆对韦格纳的看法，在参加工作之后又深了一层。

他在文件里看到韦格纳的批示，在会议上听到韦格纳的讲话，在报纸上读到韦格纳的文章。

他注意到一件事——韦格纳总是走在问题前面。一九二八年推行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的时候，特权问题还没有大面积冒头。

一九三六年搞信访新规的时候，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普遍不满。

一九三八年处理施瓦布父子案的时候，腐败问题还在暗处。

这一次清理裙带关系，也是文件一下来就动手，没有等到尾大不掉。

里希姆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韦格纳主席这个人，目光是十分长远的。

他看得到问题。看到了就动手，不等问题坐大。

这一点，比什么都难得。”

同事说——“你这话说得对。以前那些国家，都是等烂透了才治。

治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们这儿不一样。刚冒头就掐。”

里希姆说——“掐得早，流点血。掐得晚，得截肢。

韦格纳主席算得清这个账。”

二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里希姆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生产计划调整方案。

他看完之后，拿起铅笔，在方案上改了几处数字，然后签了字。

他把方案合上，搁在桌角，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尾巴里，但阳光比前几天好了一些，照在楼下的操场上，有几个小孩在踢球。

他看了一会儿，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对面接起来，是计划处处长。

里希姆说：

“处长，方案我改完了。第三页的调拨数字我往下压了一成，第五页的原材料分配我加了两个点给农机厂。

你那边看过之后没问题，我就报上去。”

处长说“行，我看看”。

里希姆挂了电话，坐回椅子上，翻开下一份文件。

窗台上的绿萝长出了第三片新叶，小小的，嫩绿色的，朝着阳光的方向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