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敢。我也不敢。谁都不敢。

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句句在理。

他说‘干部要能上能下’，这话对不对？对。

他说‘不能占着位子挡年轻人的路’，这话对不对？对。

他说‘人情政治是腐败的温床’，这话对不对？也对。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可对的话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难受。我们能说什么？

我们能说‘你说得对，但我就是想多干几年’？这话我是说不出口的。”

第三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子把手从桌面上拿起来，摆了摆，说：

“说不出口。所以只能坐在这里发牢骚。发完牢骚，该退还得退，该让还得让。

韦格纳那个人，我跟了他二十多年。

他这个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道理。你跟他讲人情，他跟你讲原则。

你跟他讲‘我当年流过血’，他跟你讲‘当年流血是为了让后人不用流血’。

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有话等着你。

你跟他吵，吵不过他。

你跟他闹，闹不过他。你跟他躲，躲不过他。

他这个人，你拿他是没办法的。”

第四个人这时候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他说：

“你们想过没有——韦格纳搞的这些事，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是冲着问题去的。他这个人，眼光远。

看到问题就动手，不等问题长大。

特权问题，他早就意识到了。裙带关系，他也早就预判到了。

我们这些人，坐在位子上坐久了，不知不觉就沾上了这些东西。

他不处理我们，这些东西就会长大。长大了，烂透了，到时候就不是让我们退的问题了，是让我们坐牢的问题。

他让我们退，是给我们留了面子。他要是不给我们留面子，我们连坐在这里发牢骚的机会都没有。”

地下室里又安静了几秒钟。

第一个开口的那个把茶杯里的茶一口喝完了，放下杯子，站起来，说了一句：

“你说的对。可我心里还是堵。”

第四个人也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堵就堵吧。堵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这辈子干了革命，不是为了自己舒服。

是为了让老百姓舒服。老百姓舒服了，我们堵一点，就堵一点吧。”

他把茶杯搁在桌上，把椅子推回原位，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说：

“今天的话，出了这个门，就忘了。谁也别记。记了没用。记了还惹事。”

剩下三个人点了点头。他推开门，沿着楼梯上去，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剩下三个人在底下又坐了一会儿。

第三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子把碟子里最后一块饼干拿起来，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搁回碟子。

他嚼了两下，咽了，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知道。韦格纳搞的这些事，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看，都是对的。

我们现在堵，是因为我们在位子上坐久了，坐出了毛病。毛病得治。

他给我们治，我们还得谢谢他呢。”

第二个攥着茶杯的人笑了一声，那个笑很轻，有点苦，但确实是个笑。他说：

“谢他？谢他让我回家种花？”

第三个说：“种花就种花。种花也是革命工作。你种好了，我去看。”

两个人笑了一声，站起来，各自走了。

门关上之后，地下室里只剩那盏绿罩吊灯还亮着。灯下的圆桌上搁着四个茶杯，一碟没吃完的饼干，和一把空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