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里写道：

“德国共产党最近搞了一场所谓的‘干部退休交接’运动。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制度化的权力交接。

实际上，这不过是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老一代革命者被强制退休，年轻一代被突击提拔。

这种‘交接’不是民主的，不是透明的，不是经过人民授权的。

它只是共产党内部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

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看了这一幕，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不需要等待某个领袖发善心才能换人。

我们只需要在选举日走进投票站，用选票决定谁上谁下。”

《华盛顿邮报》在四月底发了一篇评论，角度更刁钻。

评论的标题是——“退休制度救不了共产主义”。

评论里写道：

“德国人搞了退休制度，搞了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搞了交接程序。

看起来很热闹，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些都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代表人民的意愿吗？

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吗？

他们上任之后，能独立决策吗？

还是说，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位子，继续执行柏林少数人的意志？

有句话说得好——‘换汤不换药’。德国人换了药，但汤还是那锅汤。

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干部老化，在制度本身。

制度不改，换多少人上来都没用。”

原芝加哥的《论坛报》的评论更直接，标题是——“他们自己玩自己的”。

评论里写道：

“德国人喜欢搞制度，就让他们搞去。

我们美国人不搞那一套。我们的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

我们的总统四年一选，我们的议员两年一选。

我们换人的时候，不需要组织部发文件，不需要上级审核签字。

我们只需要投票。

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场闹剧。”

这些美国媒体的评论被驻柏林的记者传回了柏林。

外交委员会的人把剪报整理好了，送到了韦格纳的桌上。

韦格纳翻了翻，看完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又看完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他把剪报搁在桌上，拿起铅笔，在最上面一张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让他们说去。我们干我们的。”

他把剪报推到桌角，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对站在旁边的秘书说了一句话：

“告诉外交委员会，把这些剪报收好。归档。

再过二十年翻出来看看，看谁说得对。”

秘书应声出去了。韦格纳靠在椅背上，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柏林已经是五月了，街上的椴树长满了绿叶，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人行道上洒了一片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