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四十八章 书生上阵(2 / 2)

听到卫士说出林逸青的名字,卫汝贵不由得吃了一惊。

“快快带过来!”

不一会儿,卫士领了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

小男孩见了卫汝贵,躬身行了一礼,卫汝贵注意到面前的小男孩大概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衣,但后背却背了一把长刀,不由得又是一愣。

小男孩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白帛,交给了卫士,卫士接过后呈到了卫汝贵的面前,卫汝贵仔细一看,果然是林逸青的银牌拓令。

“你是林爵爷麾下忍者?”卫汝贵惊问。

“回大人的话,我是林爵爷麾下忍者,奉命寻护张御史霈伦大人。张大人此前与乱党接战,不幸与官军走散,还崴了脚,是我将其救起,本欲等候大军前来,张大人心忧叛军骚乱,已出走躲避,我不便向张大人透露身份,是以前来找寻大军,请大人火速前去救护。”小男孩侃侃说着,拿出那把银色的小折刀,在卫汝贵面前一扬,“此是张大人临别时赠送与我的。”

“过来,上马,带路。”卫汝贵在李绍泉处见过这把刀,心下再无疑虑,立刻向小男孩招了招手,小男孩将小折刀收好,却并未上他的马,而是立于马前。

“我惯于步行,请大人跟上。”小男孩说着,瞬间便奔出丈许,令卫汝贵又是一惊。

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卫汝贵吼了一声,打马向前追去,部队也立刻加快了行进的脚步。

树林中,张霈伦看着渐渐逼进的四名叛军士兵,叹息了一声,用发抖的手取出刺刀,向步枪的枪管上装去。

刚才他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却只打死了一名叛军士兵。

对方还有四个人,四支步枪,而自己能依靠的,只有刺刀了。

而他并不会拼刺刀。

而他的枪法之所以如此的差劲,是因为他是在得到“会办海防事务”的任命之后,才跟海军军官们学会了打洋枪,到现在时间还不够一年。

见到自己很快就要命尽于此,张霈伦不禁回想起往事来。

他年纪轻轻,声名噪起,清流领袖李高阳,浊流大佬李绍泉,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口碑,连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成了时人的流行装扮。

虽然他的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但心里明白,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很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有许多人就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路线,一时得意之后,留下风险多多。

官场上枝蔓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

即使那些与张霈伦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锋利,也未必就有好感。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

这就是官场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谁也抓不住把柄,在官场上混,就得有那么一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功夫。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霈伦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霈伦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叔平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叔平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他对翁叔平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翁叔平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自己那折子写得翁叔平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目的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丝毫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老婆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混不在意,只要结果是好的,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他张霈伦自己是目的主义者吗?

显然不是。

他应该是个过程主义者。

“非如此不可!”

这句话可以概括他张霈伦那绝不妥协的个性,和生成这种个性的灵魂。

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霈伦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座右铭。

张霈伦想起了李绍泉。

李绍泉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

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张霈伦和李绍泉交往,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霈伦曾在信中对李绍泉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是为老江湖李绍泉所欣赏的原因。

李绍泉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伯函问及思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伯函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码。

李绍泉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刷地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妥当的,时人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起“伪君子”翁叔平来,李绍泉无疑要好得多。

同是实在人,张霈伦的真实是严肃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绍泉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们俩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他们俩分别是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张霈伦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是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绍泉,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绍泉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