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雄英对此并无察觉，也无意干预。

他心里有杆秤：大明百姓的日子，才是要紧事；海外诸地，不过是供输血脉、补益国用的支流。他视其如旧日藩属，重实用，轻归属；讲效用，不谈教化。

这般做法，见效极快。

短短数年，江南市镇新铺林立，福建船坞日夜不歇，京师粮价稳如磐石，北直隶农户新垦田亩翻了三倍。百姓腰包鼓了，气色好了，连孩童读书的私塾都多了起来。

像极了古罗马……公民衣食无忧，律法周全，竞技场里欢呼震天，广场上辩论不休。可支撑这一切的，是占人口九成的奴隶。他们没有籍贯，不入户籍，不配称“人”，只算“役口”。他们种地、采矿、造舰、运货，把血汗熬成黄金，再由那十分之一的人分食。

后世欧陆诸国亦如此。高福利、长假期、全民医保，根基不在本国税赋，而在百年殖民掠夺、全球资源倾销。

好处摆在眼前：国富、民安、兵强。

坏处却埋得深。

待到殖民地接连自立，原料断供、市场崩塌、信用动摇，昔日繁华便如沙上之塔，风一吹，便散了。

大明亦然。

这条路能走多久？几十年？百年？没人说得准。但裂痕迟早要显……或是某地矿工罢工，或是某港水手暴动，或是某省士绅联名上疏，斥海外治政失序、人心离散。

也可能是一场大火，烧穿整个旧秩序。

朱雄英猜不到。

他穿来时，还能靠记忆预判朝局、避开关隘；可如今蒸汽机已在运河边试车，铁路图纸贴满工部廊柱，棉纺厂烟囱刺破江南晨雾，连《大明律》都新添了十三条海商专条。

历史早已脱缰。

原来那个明朝，早就在他第一次改铸铜钱、第二次扩招水师、第三次颁行《海外屯田令》时，彻底散了形。

他手里的地图，再不是旧日模样。

这几年，商品买卖日渐活跃，市井间悄然冒出几个商人，开始琢磨如何抬高自家身份。

人数极少，兴许仅一两人在试探，但趋势已露端倪：再过十年、二十年，这类人定会增多，新旧权势之间早晚要碰出响动。

朱雄英看得明白。

他无意搅进这摊浑水，反倒乐见其成。大明终究是他朱雄英的大明。

西方那些国君，手头没实权，才被逼着让出朝政，弄出什么“君主立宪”。美其名曰共治，实则是权柄旁落，连诏令都难出宫门。

大明不同。只要兵符还在皇帝手里，哪怕世道翻个底朝天，皇权也不会松动半分。

可一旦兵权脱手，那“立宪”二字，怕就真不是空话了。

将来会怎样，朱雄英不敢断言。他能做的，只是尽力把大明撑得更稳些，让百姓日子过得更踏实些。

他毕竟只是人，不是神。

人会错判，会漏看，会被眼前所见框住手脚。

真能跳出身处时代、跳出历史惯性的，万中无一。

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青史留名的，扳着手指也数得过来。

眼下这些念头，朱雄英却没多想。

初夏的应天府不闷不燥，可正午日头悬在头顶，照得人懒筋直跳，连抬手都嫌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