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瑜答得干脆：“防其坐大，绝其养兵，断其财源。”

朱雄英点头：“那宦官呢？”

“宫中事务，宜由内官监统辖；外廷政务，须经通政司转呈。权责划清，方不致僭越。”

“若遇强主怠政，或幼主临朝？”

陈瑜沉默片刻：“则需制衡之法，非堵，而在疏；非禁，而在导。”

朱雄英终于笑了：“地方上呢？”

“皇权止于县衙，乡里之事，仰赖乡绅、里正、族老。欲达乡野，不在增官设吏，而在立信立规……信者，公允；规者，简明。”

两人对坐，话未尽，意已通。

有些事不必点破，有些局不必摊开。

大明的筋骨，正在被一双双未曾被看见的手，悄然扶正。

从汉代推恩令到大唐节度使，中央始终在收束地方权柄，防其坐大生变。

宋朝尤甚，将文官理政推向极致。

翻看两宋三百年，王朝覆灭于外敌铁蹄，并非内乱崩坏……彼时金元之强，确非常制所能抵挡。若无强敌压境，那套精密运转的治理体系，足可维系长久；地方稍有异动，未及成势便已消弭于无形。

元、明、清三朝承续此势，虽路径各异，但地方权重递减之势愈发清晰。

元初疆域极广，设行省时或有意、或顺势，令各省彼此嵌入要隘、互扼咽喉，天然形成牵制。

这一建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政区格局仍可见其影子。十三世纪即已成型的行省制度，首次将地方高层治理结构稳定下来，成为中央集权最得力的骨架。后世明之三司、清之督抚，皆由此演化而来。

当然，弊端亦存：行省之下各司职权被大幅收归，日常政务反显滞涩。但利远大于弊，明清遂在此基上继续打磨。划界之时，必参酌山川走势、水道纵横、关隘分布，务使一省难独据形胜，数省彼此掣肘，中央调度方能如臂使指。

朱雄英对此多有借鉴。

清廷堪称君主专制之顶峰。

历代积弊……边患频仍、外戚干政、藩镇尾大、边军疲敝、族群隔阂、宦寺擅权……清一色扫净，无一遗漏。皇位传承更创“秘密立储”，避免兄弟阋墙、朝局震荡。

军制上，清军后期战力萎靡，根在统治失当，而非架构本身。

其真正可取者，在于对军队的掌控逻辑：任免之权收归中枢，指挥之权另设分掌，兵权、调权、统权三分，彼此不相统属。再设总督统辖数省军务，却专任文官……不通营务、无旧部、无私兵，只能奉旨行事；另设巡抚专理一省民政，然其事权既受总督节制，又可直奏朝廷，与总督平级而互监。二者皆可越级上达，朝廷自握最终决断之柄。如此设计，地方几无可能聚势成势。

省界划分亦费苦心：甲省控乙省门户，乙省扼丙省咽喉，犬牙交错，互为锁钥。

反观当下大明，表面诸弊尽除，实则根基未固。今日繁盛，系于连年拓边、战功不断。一旦征伐止步、国力趋缓，积压已久的隐患便会层层浮出。

若继位者稍欠识见，局面更易失衡。

朱雄英只是摆手：“这事儿我不沾。”

再精锐的兵马，也架不住一个昏聩的皇帝。土木堡一役，不是损兵折将那么简单……那是整副脊梁被硬生生砸断。此后国势渐颓，伏线早已埋下。

此事在清代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