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三日，朱高炽的灵柩出殡。送葬的队伍从燕王府出发，一路向西，往孝陵方向的功臣墓地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是朱瞻基，他穿着粗麻孝服，双手捧着父亲的牌位，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身后是朱文奎、朱文圭、朱文垚等朱家第三代的子弟，再后面是内阁和户部的官员。队伍很长，像一条白色的河流，在灰色的街道上缓缓流淌。

沿途的百姓自发地站在街道两旁，焚香祭拜。有人在哭，有人在叹气，有人在低声说着朱高炽生前的事迹。他们记得这位燕王，记得他在内阁替百姓办过的实事，记得他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他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可他的功劳，百姓记在心里。火车缓缓驶过——不，那是灵柩经过，马车轱辘碾过青石板，发出沉闷的声响，沉沉地压在每个人心上。

朱高炽的墓地在孝陵附近的功臣墓地，紧挨着朱高煦的墓。兄弟俩活着的时候，一个在京城，一个在海上，聚少离多。死后倒是挨在了一起，做了邻居。也许他们在天上还能见面，叙叙旧，聊聊当年的事。

朱瞻基跪在墓穴前，看着黄土一锹一锹地盖下去，盖住了棺木，盖住了父亲最后的痕迹。他没有哭，只是一直跪着，直到坟堆起来，墓碑立起来，送葬的人渐渐散去。

墓碑上刻着几个字——“明温王之墓”。

朱文奎走过来，蹲在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瞻基，起来吧。地上凉。”

瞻基摇了摇头。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新立的墓碑。“温王，温。温，是温和，是温厚，是温暖。父亲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人。”

朱文奎没有接话，陪他又跪了一会儿。

朱瞻基在京城待了七天。他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把父亲的书房整理好，把父亲的遗物分送给亲友。他把父亲最爱的一方端砚留给了自己。那砚台跟了父亲几十年，磨得光滑如镜，砚池里还残留着墨迹，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研墨时留下的。朱瞻基把那方砚台用布包好，放进包袱里。他要带回辽东。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进宫给朱雄英辞行。

乾清宫里，朱雄英正在批阅奏折。看到朱瞻基进来，他放下笔，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

朱瞻基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陛下，臣明日就回辽东了。”

朱雄英点了点头。“辽东的事，你父亲生前最放心不下。你替他守好了。”

朱瞻基抱拳：“臣在，辽东在。”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沉。他从袖中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陛下，这是臣父亲临终前写的，不是遗书，是给辽东将士的一封信。臣想让将士们知道，燕王虽然不在了，可他们没有被忘记。”

朱雄英接过信，展开。信是朱高炽口述、随从代笔的，字迹不是他本人的，可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意思。信里写着——“辽东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本王的儿子瞻基，会替本王守住辽东。你们要像相信本王一样相信他。本王在天上，看着你们。”

朱雄英把信折好，递还给朱瞻基。“带回去。让将士们看看。他们知道燕王心里有他们，就不会寒心。”

三月二十九日清晨，朱瞻基骑着马离开了京城。

他没有带太多随从，只带了一个亲兵，背着包袱，里面装着父亲的那方砚台和那封信。他不骑快马，慢慢地走，走过崇文门，走过正阳门，走过那些父亲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街道。风从北方吹来，带着沙尘。他眯起眼睛，望着北方那片灰蒙蒙的天，辽东在那里，他的军队在那里，他的责任在那里。

父亲不在了，可他没有时间悲伤。因为辽东的将士们还在等他。

正阳门外，朱文奎站在那里给他送行。两个人互相抱拳，没有多说什么。朱文奎看着朱瞻基骑马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二叔朱允炆说过的一句话——“瞻基这孩子，比他爹硬。”以前他不信，现在他信了。

武康二十七年的春天，就在这一场又一场的离别中过去了。朝堂上少了两把椅子，多了两块牌位。朱雄英坐在乾清宫里，看着空荡荡的内阁名单，沉默了很久。他没有让人立刻补缺，因为他知道，有些人走了，不是随便谁都能顶替的。

允炆走了，允熞走了，高炽也走了。这些跟着他打天下的老人，一个个地离开了。他拿起笔，在空白的奏折上写了一行字——“武康二十七年春，朝廷失去了三位栋梁。”写完之后，他又把它划掉了。他不是怕别人看到，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这些悲伤，他自己扛着就好。

陈洪端了新茶进来，换了凉了的旧茶。他想劝陛下歇一歇，可看到陛下那张沉静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陛下不需要劝，陛下心里有数。那些离去的，他记着；还在的，他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