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克列贝舍夫。”

“在，斯大林同志。”

“给朱可夫打个电话，告诉他，瓦列里病了，让他去医院等着，布尔坚科院士到了之后，让他也过去。”

“是。”

波斯克列贝舍夫转身要走。

“还有。”斯大林叫住他:“告诉朱可夫，不要担心，瓦列里肯定会没事儿的，我不允许他死。”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走出了办公室。

斯大林又转过身，望着窗外，星星一颗一颗挂在天上，远处的钟楼上，钟声敲响了，沉闷的，悠长的钟声，在黎明前的寂静中回荡。

他想起了瓦列里的父亲，米哈伊尔。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兵，当年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时候，就是个拼命三郎。

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平时却闷声不响，只知道干活。

后来当了莫斯科警察局局长，也是这个脾气，每天早出晚归，把整个局里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

瓦列里像他。

但瓦列里又不像他。瓦列里比他更会说话，更会与人打交道，更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人心。他去美国访问的时候，那些自本家，正客，记者，一个个都被他征服了。

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了不起的话，而是因为他真诚，因为他心里装着的东西，别人能感觉到。

斯大林拿起桌上的电报，又看了一遍。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冷风灌进来，带着莫斯科春天的气息，花粉，泥土，还有远处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烟味。

他深吸一口气，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

瓦列里不能死，苏联还需要他。

战争结束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重建苏联，建设社会主意，对抗帝国主意，那些事，比打仗更难，需要更年轻的人，更聪明的人，更坚强的人，瓦列里就是这样的人。

1944年4月30日，深夜，罗兹市，瓦列里的帐篷里。

什利亚普尼科夫上校守在行军床边，每隔十五分钟量一次血压，听一次心肺。

瓦列里的脸色还是很白，但嘴唇的颜色已经好了一些，从发紫变成了淡粉色。

他的呼吸也比刚才平稳了，不再那么急促，胸口起伏的幅度小了很多。

彼得罗夫斯基坐在折叠椅上，看着瓦列里，一动不动。

叶廖缅科走进来，脸色很不好看。

“莫斯科来命令了。”

彼得罗夫斯基抬起头。

“什么命令？”

叶廖缅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递给他。

“瓦列里同志撤回莫斯科。方面军由我们俩指挥，还会有新的总参谋长过来。”

彼得罗夫斯基接过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他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行军床边，低头看着瓦列里。

“他会没事的。”叶廖缅科说。

彼得罗夫斯基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瓦列里，看着他那张苍白的，消瘦的，疲惫的脸。

什利亚普尼科夫站起来，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拿下来。

“血压稳定了，心跳也稳定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需要尽快送到后方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叶廖缅科点了点头。

“等瓦列里同志的情况稳定了，用专机送他回莫斯科，布尔坚科院士已经在等了。”

什利亚普尼科夫没有再说话。

他坐到一边，开始写病历。

帐篷外面，天快亮了。

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缕光，金色的，照在那些灰色的帐篷上，照在那些疲惫的卫兵脸上，照在那辆停在门口的吉普车上。

战争还没有结束。

但瓦列里的战争，暂时结束了。

他被撤下来了。

不是因为敌人，是因为他自己。

因为他不要命。因为他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打仗，拼命地操心。

因为他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想让每一个兵都活着回家，想让胜利来得更快一些，更完美一些。

他做到了，他尽量让他的兵活着回家了。

但他自己，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