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从铁路工区复源的士兵，也有在莫斯科郊外农场干过几年的年轻人。

其中有一对夫妇，男的叫阿纳托利，原来在jf修路，女的叫柳德米拉，战时在列宁格勒的电报局工作。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只用笼子装着的小白兔。

孩子问柳德米拉，西伯利亚冷不冷。

她说冷，可冷的地方也有雪兔。

孩子一下高兴起来，说那我的兔子到那儿就有朋友了。周围的人都笑。

阿纳托利从车窗口向月台上的人挥手：“等我安顿下来，给你们寄蘑菇干。”

月台上一个老大爷喊：“先记得路，把路修好，蘑菇以后再说！”

大家随后笑成一片。

火车往东开，风景慢慢由麦田变成白桦，再变成望不到边的松林，温暖也逐渐变的寒冷。

有人开始想家，有人却兴奋得整夜不睡。

一个叫库兹明的小伙子，带着一把巴扬琴，在车厢里拉起来。

琴声混着车轮声，像给这列火车安了颗还在跳的心。

几个女工靠着行李唱歌，唱着新编的铁路歌。

路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又上来一批人。

有去挖煤的，有去当老师的，还有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技术员，拿着瓦列里批下的介绍信。

其中一个姑娘叫妮娜，二十岁出头，背着半箱书。

别人问她怕不怕，她摇头：“我在莫斯科学了一身手艺，不是留着压箱底的。”

大家又笑。

西伯利亚的冷，逐渐在年轻人眼里，成了另一种可以点燃的东西。

到了安置点，接待站的干部们早早就烧好了火墙。

热汤，黑面包，棉被，毡靴，一样不少。

墙上贴着新告示，写着工资补贴和分房标准。阿纳托利被分到铁路工区，柳德米拉进了新设的电报站。

两个孩子当天就进了临时学校。

库兹明在木工组拉琴，妮娜被分到北部一个农庄。

他们这一批人，成了西伯利亚新一轮建设里最早落下根的人之一。

后来，有人把他们在专列上唱的歌记下来，说这歌没名字，就管它叫“东方开垦调”。

再后来，这调子越传越远，从西伯利亚传回莫斯科。

瓦列里有一次开完会，在广播里听了一小段。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嘴角浮起一点笑。

谢尔盖问他笑什么。

他说：“我不在这首歌里，可这歌里有咱们。”

谢尔盖听不懂，又不好意思问，只在一旁干笑。

瓦列里没解释。他心里清楚，西伯利亚那么大，光靠一道命令和一列火车，是暖不过来的。

得靠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