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觉地退开了几步，没人往前凑。

赵天亮想跟进去听听，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在门外晃了两圈，挠了挠后脑勺，转身去招呼那帮还在伸脖子张望的兄弟们，把他们都往后赶了赶，嘴里说：

“走走走，别围着，有啥好看的。来帮我装麻袋来。”

屋里，关大爷把人参重新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

那张旧桌子原本堆着几本发黄的账本，他先把账本推到一边，又拿袖子擦了擦桌面，才把那几层布重新垫好。

他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外头院子里嘈杂的人声隔着门板传进来，朦朦胧胧的，倒衬得屋里格外安静。

“小伙子，我也不跟你打哑谜。这参你也看见了，正宗的野山参，长白山西北坡老林子里出的，那地方一般人根本摸不到，悬崖峭壁上长的。六匹叶，正宗的百年参。

重九两七钱......你掂掂这个分量，这个重量的参，别说在咱们省，就是整个东北你打着灯笼也不好找。

上次有个专程从南方跑过来收参的老客跟我磨了整整一天，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出价一千三我都没松口。

我在这片山上跑了快六十年，像我这样的老把头，整个公社也就剩我一个了。

这样的参我一共就遇见过两回——一回是我十八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那棵比这棵小多了，也就五匹叶，卖了换了一头牛。

后来那头牛养了十年，给我们家拉了十年的犁。”

他停了停，用那双浑浊的老眼认真地看着张建军，

“你是个实在人，我也就不多要你的，就按当年那个价，一千三。你这里要是还有什么粮票布票棉花票啥的，能给我换一些就更好了——咱们这地方就缺这个。钱是好东西，可有时候钱不如票好使。”

一千三。张建军在心里头默念了一遍这个数字，差点没绷住。

一千三百块钱——这在六八年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二三十块钱，不吃不喝攒五六年才攒得出来这个数。

在乡下，这个数目能直接盖三间新瓦房，还能剩不少。

可这棵参放在后世，那是有价无市的东西。

别说一千三，就是后面加三个零、四个零，在真正懂行的藏家眼里那都不叫事儿。

百年野山参，六匹叶，重近十两——这在参行里叫什么？

叫宝。货真价实的宝。

买到就是赚到，赚到的不只是钱，是命。

这样一棵参放在家里，关键时刻是真能吊命的——人在鬼门关上转悠的时候，切一片含在嘴里，能多撑好几个时辰。

他脸上没露出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语气平淡但诚恳：

“老爷子，就按您说的价。一千三，我再给您加三十斤全国粮票、十尺布票、五斤棉花票。您看行不？”

关大爷明显愣了一下。

他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停在半空中，半晌没放下来。

他本以为这小伙子至少会还个价，或者找点理由往下压一压——毕竟一千三不是小数目，别说还价，就是让一般人当场拿出这么多现金都不容易。

没想到对方不但不还价，还主动给他加了票。

要知道这些票在乡下有多金贵——有了布票才能买布做新衣裳，有了棉花票才能絮新棉被。

这些票到了他手上，就是实打实能拿到供销社换东西的硬通货。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眼睛里的防备和审视终于彻底化开了，变成了实打实的感激。

他伸出手在张建军的手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那手劲大得跟铁砂掌似的，拍得张建军手背都有点发麻：“行！行！你这小伙子，敞亮！我没看错人！”

两人在屋里把交易办完了。

张建军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实际上是借着包的掩护从空间里...拿出一沓子钞票和粮票布票棉花票。

钞票是新崭崭的，票面挺括，在手指间翻动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哗哗声。

他当着关大爷的面一张一张数给他看，每数一张都报个数，数完了又倒过来让关大爷自己数一遍。

粮票是崭新的全国粮票，上头印着天安门的图案；布票有十尺的也有五尺的，张建军凑了十尺整；棉花票五斤，票面红彤彤的，盖着供销总社的红戳。

关大爷接过钱票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那双手面对过熊瞎子都没抖过，可现在抖得跟筛糠似的。

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同时放在自己手里。

他把钱票一张一张捋平了，把四个角对得整整齐齐的，用那块原本包人参的白布重新包好，塞进棉袄最里头的暗兜里。

那个暗兜是他老伴给他缝的，位置在心口往下一点，平时放个零钱什么的，现在塞得鼓鼓囊囊的。

他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别针，仔仔细细地把兜口别上了，别了两道。

然后他把那个坛子连里头的石灰、草木灰一起推给张建军，说这些都是他专门配的，石灰能防潮，草木灰能防虫，这样保存人参放个十年八年都没事。

他又叮嘱了几句保存的注意事项——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不要见光，每隔半年把石灰换一次。

张建军把他的话一字一句记在心里，把人参重新用那几层布一层一层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坛子里，盖上红布，用麻绳重新扎紧。

一切收拾妥当之后，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那间小屋。

外头的阳光有点晃眼，院子里的人看见他们出来了，都很有默契地什么都没问。

这是老规矩——买卖成了不问价，问了就是不懂事。

王队长只是远远地朝他们点了点头，笑呵呵地问了句“都弄好了吧”，张建军点了点头，又走过去给他递了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