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教养

（一）家庭生态

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学说总是与他个人的生态息息相关。弗洛伊德在其《自传》的《补记》（1935）中曾写道：“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10]事实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许多论点和论证正是以他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他自己的童年经验、梦的解析及其同他的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为素材而提出来的。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态、家庭教养及其影响，是我们分析和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及其学说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把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发展历程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直接有助于我们了解弗洛伊德所处的微观环境（家庭及其人际关系）、文化氛围及其个人心理特征（如性格、气质、爱好和才能）在这一学说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小镇弗莱堡（Freiberg）。[11]该镇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加里西亚（Galicia），距离维也纳大约150英里，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现为捷克的普莱波，Pribor）。摩拉维亚经济比较发达，较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仅五千人的弗莱堡，就有几十家各种各样手工工场，它比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摩拉维亚民族矛盾尖锐，自从17世纪20年代丧失独立而沦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以后，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东西被扼杀了。特别是犹太人就处在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最底层。

弗洛伊德的家族是犹太人。他的曾祖父埃弗莱姆和祖父斯洛莫都是犹太教的拉比[12]。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去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由于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迁回德属奥地利。”[13]应当说，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歧视、侮辱和压迫，不仅成为弗洛伊德一生成长的精神动力，而且始终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道路。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犹太人。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JabFreud，1815～1896）是一个经营平平的毛织品商，母亲阿玛莉·纳丹森（AaliaNathansohn，1838～1930）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父亲已40岁，并且已经做了祖父，而他的母亲却不到20岁。全家人口很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他们均已成家，又有儿女，侄儿、侄女一直成为小叔弗洛伊德童年时玩耍的伙伴。弗洛伊德的母亲又生了八个孩子，他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五个妹妹（安娜、保琳、玛丽、罗萨、多尔菲）。

弗洛伊德全家摄于1876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对着他的是其同父异母兄弟伊曼努尔。后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后排右起：表舅西蒙·纳森，妹妹玛丽和罗萨。中排坐者为弗洛伊德父母与妹妹多尔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亚历山大，另外两个小孩不知是谁。（选自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2004，第2卷）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曾是布拉格和维也纳在加里西亚的代理商。仅一年就销售过1300包生羊毛，经手的资本和获得的利润都很可观。刚搬到弗莱堡时，还到摩拉维亚、加里西亚和奥地利等地去买卖牛羊、牛肉、牛皮、牛脂、黄麻和蜂蜜等，生意亦不错。但19世纪50年代出现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加之弗莱堡交通又不方便，他父亲不但自己的生意很不好，难以应付所签合同的大量债务，而且还要拿出不少资金救济弗洛伊德两个经商失败的哥哥。可能这些原因，加上逃避征兵，他两个哥哥带家眷移居于英国曼彻斯特，仍然经营毛织品生意。

1859年雅可布将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才4岁。因维也纳资力雄厚的商行地位牢固，他父亲缺少资金无法与之竞争，只好在羊毛和纺织行业里当个雇员，也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当雅可布找到一个好工作时，为安娜买了一架钢琴，添置了一盏可调节的汽油灯挂在饭厅的餐桌上方，还给家人买了新衣服，照了全家合影，多给西格蒙德一些买书钱。但当父亲工作收入不多或被辞退时，弗洛伊德一家就只好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里。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父亲已没什么钱了。常常听到母亲阿玛莉发愁地说：“没什么可花的了。”当全家困窘时，他两个哥哥不时予以接济。全家人口多、负担重，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艰辛中度过的。这也是弗洛伊德终生都对金钱存在着一种焦虑感的原因。总的来说，父亲想方设法保持住了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300～500盾，相当于120～200美金，虽然不多，也算够用。[14]

（二）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作用。父母及其他成员的思想、品行、性格、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弗洛伊德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经常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1.母亲的重要影响

弗洛伊德的母亲聪明伶俐，阅历较广，是慈善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一种为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Hochdeutsch，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这一点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母亲对弗洛伊德特别宠爱和关怀。他对母亲也非常依恋和尊敬。他是阿玛莉·弗洛伊德八个孩子中的老大，生来就有一头“幸运的黑发”，母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黑鬼”，父母均很喜爱，并予格外照顾。他智力超常，这在其早期就有所表现。家庭尽量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妹妹的房间都用烛光照明，唯独他的卧室点的是盏汽灯。他的母亲喜好音乐，并让他8岁的妹妹去练习钢琴，虽然钢琴离卧室有一定距离，但琴声仍然打扰了他，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终于把钢琴搬走了。因此，家里没有人受过任何音乐教育……[15]可见，一个10岁的孩子在母亲眼里占何等地位，他的学习又在家庭里多么受到尊重。

弗洛伊德对妹妹有时随便训斥，任意发号施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菲力浦（Phillip）的关系很不好。菲力浦比弗洛伊德大近20岁，比他母亲小1岁，很早离开家，不赡养父母，弗洛伊德非常讨厌他。据说，在弗洛伊德一次关键性的自我分析中，他发现自己一直相信菲力浦可能是他的生父。因此，他妒嫉他所爱的母亲和菲力浦的关系，进而由妒生恨。这个分析支持了他从许多病人身上所发现的即使小孩子，也有**的结论。

由于母亲对弗洛伊德深切关怀，加上母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比父子长达34年之久，因而弗洛伊德和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档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给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内。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亲，并请母亲去那儿用晚餐，一直到他老为止。[16]弗洛伊德说：“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17]可能正是这一点，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一生中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妇女背弃或欺骗了他。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他的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是他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基本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18]母亲特别宠爱、赞赏、期望弗洛伊德，对他的自信、乐观性格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说，弗洛伊德将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弗洛伊德对事业的强烈自信心和乐观精神，正是以他母亲的爱为保障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确地说过：“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身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信念。”[19]

2.父亲的特殊影响

与慈祥的母亲相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位十分严厉的人。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父亲在街上争论。他父亲对他说：“怎么？你跟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德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当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他在房里撒尿（后来荣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为此他的父亲斥责和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对弗洛伊德精神上是一次打击。他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极大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想说：‘你看，我已经做出了成果！’”

诚然，温暖、热情的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更为久远。但是，严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弗洛伊德深受父亲自信、乐观、坚强性格的影响。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是商人，但为人诚实、单纯、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据说，弗洛伊德有一次讲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父亲像狄更斯（CharlesDis，1812～1870）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米考伯（Micawber）那样，是一个乐天派，他“始终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特别是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特征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极大。弗洛伊德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极为简单，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假的时候，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不仅如此，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把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就是他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因素，确定一个简明的基本结构的明证。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漫长的人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弗洛伊德的朋友琼斯（ErJones，1879～1958）也多次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烦琐，同他性格中的其他两个特质有极密切的关系：他厌恶形式化和对限制的不耐烦。他对形式化的厌恶，有一部分可归因于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来往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障性措施最为讨厌。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障性措施就是多余的，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20]

3.父母的共同影响

父母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从小注意培养他形成犹太人那种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性格。

弗洛伊德家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犹太人和日耳曼人杂居的社会里，其中罗马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新教徒和犹太人则占极少数。这样，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既反映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经验，又凸显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10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在这个阶段，除了婴儿期由他母亲承担养育外，整个童年期主要由他父亲负责。他的祖辈没有受过什么专门教育，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但雅可布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因此，他父亲传授给弗洛伊德的知识主要来自犹太教法典和日常生活经验。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排犹分子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他说，大约是在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眼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领着小孩子的男人，竟做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名将）……在我的幻想中占领了一个应有的位置。[21]

由此，滋长了弗洛伊德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他父亲所没有的反抗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经常这样提醒自己：“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藐视一切的全部**；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甘心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22]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因为正是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可见，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宗教、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尤其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服、奋发图强的种子，激励着他立志进取和百折不挠地从事关于人类精神分析活动的事业。当然，弗洛伊德成为著名人物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从所遭受的压迫中塑造出来的坚强的民族性格。

在弗洛伊德童年期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的父母均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父亲给弗洛伊德的教育也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并以《圣经》的精神鼓舞着他不断上进。

1891年弗洛伊德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在上面有一段用希伯来文写的赠言：

亲爱的儿子：

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甘心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一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诚然，弗洛伊德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但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有关伦理的知识和古典历史的知识。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后来的成长中，他始终对宗教持否定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现象也是人体神经系统极其复杂的功能，决不能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只能通过决定论的观点来说明。由于弗洛伊德“在整个一生中曾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但同时又强调和肯定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这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重态度，既给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探索，也给予精神分析运动的演化以深刻的影响。”[23]因此，这种矛盾的态度，我们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即他一方面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弗洛伊德主观臆测的神秘主义倾向。

二、学习生活

（一）中学学习生活

学校是专门传授知识和培养人的教育场所，它对人的发展和职业定向具有主导作用。

弗洛伊德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当时，正处于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在音乐、文学、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具有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维也纳，不仅为弗洛伊德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还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的天然摇篮。

1865年，弗洛伊德9岁时，由于他智力超常和努力自修，比一般人早一年并以优秀成绩考入了文理中学（亦译完全中学，Gynasiu）。这种学校和一般中学不同，它是8年一贯制（后增至10年），除了学习中学的全部课程外，还学习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毕业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大学，故此类中学成为学生升大学的唯一阶梯。

弗洛伊德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正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24]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他不仅努力学好各门功课，而且还喜欢看课外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书籍。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并且也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除了很熟悉自己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外，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能够十分流利地朗读英文和法文，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特别喜欢英语，他对他的朋友琼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所读的书几乎全是英文的。熟悉和掌握七种语言，为弗洛伊德扩大视野和吸收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弗洛伊德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喜爱希腊神话故事，阅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特别推崇莎士比亚（W.WilliaShakespeare，1564～1616）和歌德（JohannWolfgangvohe，1749～1832）的作品。他从8岁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晚年终于看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每当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总要摘录一些最精彩的部分，并能熟练地背诵。他非常敬仰莎士比亚对人生的理解，认为他表达得极为精确和深刻。弗洛伊德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非常喜欢和熟悉歌德的诗、小说和戏剧。歌德的作品对弗洛伊德的治学、为人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首诗：

我在遥远的地方，

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见林木糜羊。

万象在我四周，

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

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上天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这是弗洛伊德经常朗诵的励志诗歌。

弗洛伊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11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学校曾奖给他一本名为《动物生命史》的书，该书诱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非常喜欢鉴赏风景，擅长寻幽探胜，爱与大自然接触，郊游散步，采集标本，当他读了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1809～1882）的进化论后，对了解生命发生的科学兴趣又有了增强。

弗洛伊德的志趣是多方面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立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抱负。他喜欢军事，曾经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将军，并给比他小10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Alexandre），希望他也成为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对这场战争兴趣很浓，时刻注视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关于战争情况的地图，并激动地向别人介绍战争的发展，说明各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

弗洛伊德学习成绩优异的原因，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进取、志趣广博之外，还同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密切相关。弗洛伊德从小就喜欢孜孜不倦地读书，把读书看作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并对书中的内容能够独立思考。比如，他从来不满足于课文的简单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从不满足于教师所留的作业，经常喜欢做更多的练习，特别愿意解析难题，善于从那些好像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并能按着问题本身固有的逻辑使难题迎刃而解。同时，他还很愿意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探索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显然，这种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弗洛伊德学习优异的内在动力。

（二）大学学习生活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又经历了一年的苦读后，准备考大学。在职业的选择上，弗洛伊德的父亲坚持要根据他儿子的个人志愿来决定。起初，弗洛伊德因为在学校里和一位有志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有交往，于是选择了法律系。他认为，法学能开辟通往政界的大门，有可能成为犹太人发挥影响的少数领域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激起了弗洛伊德进一步探索人类自身的兴趣和志向，加上，在中学毕业前夕，他聆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Brühl）教授朗诵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又改变初衷，转向自然科学，决定学医，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1873年秋，弗洛伊德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正处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汇集了欧洲学术界的名流，古老的维也纳大学也成了闻名欧洲的高等学府。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去英国旅游一次。两年后，19岁时弗洛伊德终于踏上自幼就甚为向往的自由之邦。

入学不久，弗洛伊德就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亲自感受到因自己出身于犹太人而遭到的歧视。他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25]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除了愤怒之外，只有不断奋斗才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寻得一块立身之地。这样，就使弗洛伊德“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