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文集（全十二册）全文阅读-弗洛伊德略传-六零电子书

这为他以后的独立判断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其二，他发现自己的天资和才能都很有限，必须改变原先求知心切，同时涉足多门学科的情况。弗洛伊德开始理解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heles）告诫之真谛：“你枉然四下漫游求学，每人只学得到他学会的一点点……”[27]

弗洛伊德对于学医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受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28]正是因为他并非真愿行医，上大学后不久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学、解剖学等方面。他热心地学习动物学家克劳斯（KarlKras）讲授的动物学、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等课程，认真地聆听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ErnstWihelvonBrücke，1891～1892）讲授的生理学（包括语态和语言生理学）。此外，还连续三年听了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1838～1917）的哲学课。

在大学期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扬了中学时良好的学风，坚持决不盲从、勇于独创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有名的学者也始终保持既尊敬又敢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弗洛伊德对书上和老师的观点总是首先加以理解，然后深入地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个观点之前，他从来不轻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弗洛伊德在大学时就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当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活动。根据克劳斯教授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生到里雅斯特（Trieste）实验站。弗洛伊德在那里做了实验研究后，第一次发表了关于鳗鱼的雄性器官根本无法辨认，但在**之前它们就出海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见过一条成熟的公鳗，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鳗鱼的睾丸的观点。弗洛伊德解剖了四百多条鳗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性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鳗鱼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毕竟在解决鳗鱼性腺结构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克劳斯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弗洛伊德的论文，后来又在该院学报上予以发表。弗洛伊德对自己第一次进行科学研究所获的成果，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大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一位影响最大的导师。须知，布吕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德国著名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annvonHelholtz，1821～1894）、杜·博瓦-雷蒙（DuBois-Reyond，1818～1896）的弟子，他们反对生机论[29]，共同奠定了生理学中的唯物—实证运动。[30]从1874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弗洛伊德就连续几年跟布吕克学习生理学。到1876年时，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领导的生理研究室，先做研究生，后任演示实验员。他埋头从事实验研究工作，人们一般都认为他已被确定将替补空缺的助手职位。这在弗洛伊德科学生涯中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在维也纳大学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有六年左右时间（1876～1882）是在布吕克教授直接指导下致力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可见，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有其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的。应强调指出，这位比弗洛伊德年长近40岁的布吕克教授，对“绝对聪明的学生——弗洛伊德的指导、关照和帮助是多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可以说，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后来讲，布吕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31]

在此期间，弗洛伊德除认识了奥地利生理学家、内科医生布洛伊尔（JosefBreuer，1842～1925）以外，还结识了该室中的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undExner，1846～1926）、弗莱施尔·马克索（ErnstvonFleishl-Marxow，1840～1891）。虽然都只比他大十来岁，但这两位青年学者既是布吕克的得力助手，也是弗洛伊德最好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曾写道：“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为楷模的人。”[32]

在布吕克的指导下，弗洛伊德几年就完成了四项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这些研究的论文。1878年，弗洛伊德22岁时，发表了八目鳗（亦译“七鳃鳗”）（petrajaponica）脊髓神经节细胞发生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科学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鳗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型鳃动物的双击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继而，弗洛伊德又发表了关于蝲蛄（cabaroides）的神经细胞的论文。当时，他采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的先进技术，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33]这样，弗洛伊德就成了现代神经元学说的开拓者之一。

接着，1882年他又发表了《蝲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等学术论文。后者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它首次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因应征入伍一年，参加工作和对医学课程学习的放松等缘故，1881年弗洛伊德25岁时，比其他同学迟三年参加医学院的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三、波折爱情

（一）恋爱

爱情是男女之间以**为自然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所萌发的一种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情感。爱情不仅是一个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质考验的尺度。积极的爱情，可以使人充满创造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去战胜命运带来的灾难，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消极的爱情，则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绪低沉，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间的悲剧。因此，爱情对人的命运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误认为是个“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棍”，并力图寻找他乱搞男女关系的罗曼蒂克史。

诚然，弗洛伊德爱情萌发在1872年。在他16岁时，父母送他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那时，他见到了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吉夏拉（Gise）。吉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都是毛织品商人，两家又是世交。

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岁，当时是15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时，他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即或两人在树林中散步，他也未说出一句表示爱的话。而在吉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却陷入爱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不离开弗莱堡的话，就会同她结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这些想法虽持续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吉夏拉。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了。显然，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初恋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来，有的西方学者猜测弗洛伊德同妇女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玛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na）的关系似乎疑点更大。[34]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后，从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明娜是一个机灵、风趣而又开朗的女性，还有一张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密切，他出外旅游时，常常带着明娜和孩子，而玛莎却留在家里。荣格对这一点也有过暗示，但至今仍无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同弗洛伊德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他是严肃而认真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是无情的。

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实他比艺术家更加浪漫。他的爱情炽烈而曲折，家庭美满而幸福。

绰号“书蛀虫”的弗洛伊德，平常对妹妹的女伴连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钻进书房了。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突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见钟情，一反常态，居然也加入了他们谈话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为这个天才安排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据说，他当时被她削苹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这位姑娘就是玛莎·伯奈斯（MarthaBernays，1861～1950），当时只有21岁，比弗洛伊德小5岁。玛莎出身于显赫的犹太世家，祖父伊萨克·伯奈斯（IsaacBernays）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诗人海涅称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迈克尔（Michael）是慕尼黑大学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b）在海德堡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却拒绝获取教授职位；她父亲伯曼（Beran）则一生从商，但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很有学问，曾做过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斯泰因（LorenzvonSte）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因心脏病猝死于街上。玛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继任其秘书职位好几年。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恋爱期间，他们整整分离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热、固执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实在难以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吻合。他们几乎每天都相互写信，甚至一天写上两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页长至二十二页，弗洛伊德总共给玛莎写了九百多封情书，他把玛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诚然，玛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现出来的甜蜜、温柔和智慧，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实际上，与外在的美相比较，弗洛伊德更珍重玛莎内在的美。他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艳彩成为过去，则唯一美的东西，就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35]弗洛伊德同玛莎的爱情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头发浓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于思想的美男子。尽管两个家庭无法相比，但玛莎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在这方面，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常常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显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爱情方面却表现出缺乏自信。

特别是玛莎的爱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Kadisch），画家弗瑞兹·华尔，作曲家马克斯·梅尔（Max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艺术家弗利斯等。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和玛莎的爱情在炽热中也是充满曲折的。由于弗洛伊德心胸过于狭窄、强烈的占有欲和**的排他性等，他总是担心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为玛莎常常妒火中烧，品味了热恋中的酸甜苦辣。这样，就使弗洛伊德不时陷入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说过：“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们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们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无助地面对那把设计出奇的锁，只好先折磨自己，以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36]弗洛伊德热切地渴望玛莎能经常向自己提出“保证”，甚至采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验”方式来对待玛莎。在给玛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从现在开始，你仅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个客人。我不会把你留给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喜欢，为我放弃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失去我，并毁掉你的生活……我的确具有一种专横的癖性。”[37]

由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样其结果总是以弗洛伊德的让步、玛莎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后，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变那种书呆子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二）结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相识两个月后，两人就私下秘密订了婚。玛莎送给西格（第一次用的爱称）一只嵌着珍珠的金戒指（这是她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给玛蒂（玛莎的爱称）一个平常的、镶着石榴石的戒指，作为订婚的礼物。

在订婚后三年时，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现在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弗洛伊德承认，三年前他所爱的只是玛莎的形象，而今天所爱的则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了许多痛苦，后来我对你的忠诚情谊有了极愉快的信心，现在，我则以一种销魂的热情爱着你，这种**是唯一留下来的感受，而且是远超过我所期望的。”[38]

同玛莎订婚到结婚之间，弗洛伊德还面临着玛莎的母亲和哥哥艾力的反对、阻拦，对此，弗洛伊德既苦恼又烦躁，他经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责玛莎的软弱，给她下“哀的美敦书”。尽管玛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于她的机智、圆巧和坚定，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婚姻总体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样，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这样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疯狂，

吵吵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整齐的混乱，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永远觉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辅相成的苦乐交融。

有从极乐巅峰降到丧失的深渊，

也有从冰点的山谷飘**到虚幻的太空，

各种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样，他们的爱情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由于没有钱，四处也借不到足够的钱，婚礼被迫延期了好几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岁，玛莎25岁时，他们才结婚。当天，弗洛伊德颇有风趣地说：“这样揭开我们之间30年的战争。”然而，在婚后53年的生活岁月中，他们“战争的唯一痕迹”则是如蘑菇应不应该连柄一起烹饪之类而已，甚至在婚前开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诺言，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婚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结婚时，家庭主要是靠玛莎的舅舅、姨妈、叔叔、姑姑们馈赠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后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约45美元，而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120美元。当时经常借债，玛莎的妹妹明娜给予帮助，甚至还典当过哥哥伊曼努尔送给弗洛伊德的金表。

弗洛伊德夫妇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大儿子琼·马丁（JoanMart），1889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在法国深造时的导师让·马丁·沙可（JeanMartChart，1825～1893）而取的。他后来成为银行家，家里后来经济情况好转时专为父亲理财，弗洛伊德也把全责交给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经理。

二儿子奥里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为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弗·克伦威尔（OliverCrowell）而取的。他有过人的天分和渊博的学识；个性很好，但患神经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爱溢于言表，心理负担亦很重。纳粹上台后，他移居法国。

小儿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恩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线服兵役。1919年随同父亲参加了第5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后因纳粹统治移居英国。

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而取的，作为长女，她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二女儿苏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们热爱的苏菲”。

小女儿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宠爱的女儿，同时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护士长多重角色。她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达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后来在伦敦继承了父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大英帝国骑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仅夫妻之间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甚好。尽管弗洛伊德一生内忧外患、十分坎坷，但玛莎竭尽全力为其排忧解难，让他生活得舒适愉快。玛莎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管家。“她永远把丈夫的舒适和方便列为第一要义”。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又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经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39]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爱、自由，家庭充满友善、和谐、欢笑的气氛。弗洛伊德经常在星期日带孩子们去野游、采集和钓鱼。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渐好转。人家都说，一个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40]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日益取得成就，六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整个家庭更加美满幸福，而且事业前景也更加广阔美好。

四、医师生涯

（一）从事临床实践

1881年，25岁时，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工作。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这15个月期间，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顾听课，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经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大学助教的职务。

尽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资，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亲已67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订婚已多年，还借债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难以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担，也难以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由于这种日渐困窘的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布吕克教授的劝导，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临床医疗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的：“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的想法虽高尚但却毫无远见，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助理医师。”[41]

这一职业上的转变，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机会[42]：一是创立神经元学说，正如前述，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指导下，对神经元的研究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他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如不改变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成为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剂的发现者，他参考许多文献，以自己为被试，发现可卡因（旧称古柯碱，cae）具有增强耐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作用。经过数十次试验后，他把结果告诉了挚友布洛伊尔，除在自己心情烦闷时服用少量可卡因外，还给他的妹妹、玛莎及一些朋友寄过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断了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Kohler）无意中听到了弗洛伊德有关这种药物的谈话以后，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当然地被认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不过，1884年弗洛伊德曾发表一篇16页长的《论可卡因》的论文，论述可卡因的效用。“这篇文章被认为应该部分地为可卡因在欧洲和美洲的流行负责。”[43]

但是，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其后果远远未被其本人及其老师所料到。除了经济收入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外，主要是走上了一条把所学得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为他后来创建精神分析学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医院和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教授也跻身于奥匈帝国最受尊敬的名人之列，各实验成果也给医院带来显赫的名声。综合医院位于十几座四边形大楼，共有20个科、14个研究室和门诊部，医生们有一个阅览室，病人有一个图书馆，全院共有2000张病床，每年接纳25000名病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期间，弗洛伊德先后担任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神经科、眼科和小儿科等8个科的医师。

1882年7月31日，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首先任外科临床助手（Aspirant）。每天在病房工作时间是早上8至10时，下午4至6时，晚上22时至半夜自己看书。病人临床报告必须记得十分详细。他没有资格主刀，只是做些助手工作，如清洗伤口、上钳子、缠缠绷带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参加了外科主任比罗特（Billroth）教授关于十二指肠、胃、唇裂、**瘤等方面的手术，并聆听了多次比罗特教授的讲课。比罗特认为：“失败应当承认，要立即公开承认，决不能掩饰我们的错误。了解一个失败的病例比了解十几个手术的成功还要重要。”对这一点，弗洛伊德的感受颇深，作为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他还发现，比罗特爱好音乐，德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Brahs，1833～1897）是他的亲密朋友，并且勃拉姆斯的许多作品首先是他在比罗特家里亲自弹奏的。可以说，“比罗特与布吕克教授很相似：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44]。

1882年10月至1883年5月，在西奥多·梅纳特（TheodorMey，1833～1892）的推荐下，任著名内科医生诺斯纳格（HerannNothnagel，1841～1905）诊疗所的内科住院医生。该所系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分院，诺斯纳格被聘为大学的医科临床主任，不像布吕克教授那样只当研究所所长，他可以同时行医。在六个多月的临床实习工作中，他经常随同教授、资深医生、助手、实习医生（预备生）、大学生一起查房，经历了对萎黄病、贫血症、伤寒病、慢性肾炎、甲状腺肿大、肝炎、心绞痛、急腹症、胸膜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弗洛伊德的主要收获有：一是“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当好医生”。这是诺斯纳格谆谆告诫学生的一句名言，弗洛伊德牢记在心。二是医生要有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医疗作风。记得教授提醒大家，一个认真的内科医生，决不能只听病人说哪儿不舒服就检查哪儿，应当对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须知，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个细小的部分，都可能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比如，头部疼痛，原因也可能是尾脊骨出了毛病。因此，在内科诊疗中，唯一不可饶恕的就是缺乏责任心。务必运用自己所有观察力，对病人进行无微不至的检查。三是有些疾病和可能性的问题有关。弗洛伊德对诺斯纳格教授说，“我们相信萎黄病与性器官系统的进化有关，但还不可能肯定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点恐怕与弗洛伊德重视性致病因素不无启发。四是医生既要重视诊断，更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诺斯纳格主张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并重，特别要关注自然疗法的运用。他说：“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里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一旦我们揭开了这些秘密，我们就能够用它们来治病救人。”[45]五是医生不仅要把治疗当作第一要务，而且也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当弗洛伊德拿着梅纳特的推荐信访诺斯纳格教授时，知道他对动物学、病理学和组织学做过一点研究，并对综合医院竭力迎合每一个专业教授的现状，诺斯纳格表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弗洛伊德博士，我劝您继续从事科学领域的研究”。[46]此时弗洛伊德不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但是每次临床示范他都不放过，而且每天晚上钻研到一两点钟，看书看得眼冒金星才肯睡觉。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精神病治疗所，升任副医师（或译“助理医师”，Sekundararzt）。梅纳特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脑解剖学家，他既任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又兼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临床系主任。这样，梅纳特既可在大学从事大脑研究，又可在医院从事临床治疗。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学习时，就非常喜欢听梅纳特教授的课，他对梅纳特极为崇拜。梅纳特也一直很喜欢弗洛伊德这个既好学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精神科五个月的临床工作中，他研究男性精神病患者两个月，研究女性精神病患者三个月，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了治疗精神病的知识和方法（如电疗、冷热水浴、溴化物镇静剂等），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在此期间，弗洛伊德深受梅纳特高尚品质的感染和精湛造诣的熏陶。看来，对弗洛伊德的重要影响有两项：其一，重视精神疾病的生理机制和生理解剖的科学研究。梅纳特一再指出：“所有情绪紊乱和精神失常都是由生理性疾病造成的，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他呼吁同行关注大脑皮质，认为这是“大脑中发挥个性形成功能的部分”。他从鼹鼠和蝙蝠开始，做了一百多种动物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大力促进了解剖定位的发展”。[47]当然，忽视精神致病作用、把一切疾病均归结为器质性疾病（anicdisease）的器质派的医学观并非科学，但重视一切疾病生理基础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对弗洛伊德早期曾有所影响。同一个实验室的美国同事伯纳德·萨克斯（BernardSachs）常常喜欢用“精神疾病”（ntaldisease）一词，弗洛伊德对他说：“伯纳德，你在显微镜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并进一步取得脑解剖学的研究成果，恐怕和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其二，关注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研究。梅纳特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Mey’santia）。该病患者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由此他对“愿望满足”（wishfulfilnt）有了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端。

1883年10月1日，弗洛伊德转到皮肤科。他当天去上班时，收到年轻的马克西米连·冯·蔡塞尔（MaxiilianvonZeisel）的迎接，他的父亲冯·蔡塞尔教授直到一年前一直是皮肤科的主任。该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患者。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梅毒的一些方法：（1）往洗澡水里倒一定比例的水银。（2）皮肤病肺脏疗法，亦称呼吸疗法，即让病人站进一个密封的小房间内，关上门，让一硫化汞或升汞等制成的药片在里面燃烧，可消灭患者肺脏里的病毒。（3）消化道疗法，即给病人服用金属汞、蓝色的二氯化汞片剂或橘子皮糖浆调制的碘化钾等。（4）适当的时候给病人服泻药。（5）冯·蔡塞尔配制金、银或铜等金属溶液。弗洛伊德在皮肤科的工作不太重，但他仍然埋头苦干，白天在医院查病房，到入院处值班，每周参加两次会诊，剩下的时间他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晚上就在宿舍里阅读各种书刊。

在三个月皮肤科工作中，弗洛伊德还同时担任了耳鼻咽喉科的诊疗工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

1884年1月起到1885年2月止，弗洛伊德在神经科工作了14个月。这个科为第4科，是疑难病症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综合医院中心难以处理的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场所。因经费是由奥地利区和维也纳市政府共同维持的，故必须接受全市和郊区各村任何一个想要入院治疗的人。弗兰茨·舒尔兹（Scholz）博士是科主任。该科有5个病区，113张病床。患者多，病种杂，经费少，比弗洛伊德大6岁的一等助理医师约瑟夫·波拉克（JosephPollock）说：“只要你的治疗方法不费钱，主任舒尔兹就会放手让你干。”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进了神经科，他十分高兴。他的朋友布洛伊尔认为，只有在这个科里他会有最大的机会。但这毕竟是一个急转弯，这个科条件比较差，不但没有教学、讲座、示范，甚至连实验室都没有。但弗洛伊德却认认真真地工作。每天早晨起得很早，9时半之前查完房，10时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午饭后，他再一次查房，到5时结束。然后边吃饭边看书学习。晚饭后又去梅纳特实验室，一直工作至深夜。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的医长，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管理十个护士、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助理医师（或称实习医师）。在此期间，参与或单独治疗过面部麻痹、败血症、脑出血、肢端巨大症、中风、癔症等病症，特别是用蒸馏水、糖丸等暗示疗法治好过癔症性截瘫患者，这一切使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为他后来独立开设私人诊所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地转到眼科。本来弗洛伊德很愿意在神经科工作，但因主任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生怕因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迟早取代自己主任的职位，故迫使弗洛伊德被调走。在神经科时，通过实验和观察他就已知道可卡因具有提神、振奋、止痛、麻醉、上瘾等功能。到了眼科以后，弗洛伊德又建议可卡因可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剂。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与他的朋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是青光眼（gua）。第二天，弗洛伊德请眼科专家、他毕生的朋友克尼斯坦（Leopoldk?nigste，1850～1924）教授给他父亲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时，弗洛伊德协助柯勒上可卡因麻醉药，克尼斯坦主刀做了手术。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父亲做了成功的眼科手术，非常高兴。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就可以考虑成家了。”[48]弗洛伊德在眼科工作了三个月，又转到皮肤科。在此之前，奥柏尔斯泰纳（Obersteer）请弗洛伊德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Oberd?blg）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其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Leidesdorf）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处于优美山区和森林自然环境中的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MaryLouise）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躁狂症（aenas）。[49]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把未来的家庭安排在这里时，突然接到赴法国留学的通知。这样，1885年秋就成为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走向专门研究神经症和精神分析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