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大理后的头几天，林砚几乎没有出门。她将自己关在客栈的房间里，摊开老周的笔记本、图纸和那枚黑色薄片，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比对、思考。她买了块大白板架在墙边，用马克笔将关键信息写在上面，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但进展缓慢。

老周的笔记内容极为庞杂，涉及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甚至一些她完全叫不出名字的学科领域。大量的数据和计算公式穿插其间，有些她勉强能看懂大意，更多的则如同天书。图纸上的结构更是匪夷所思——它既不像任何已知的建筑或机械，也不像任何已知的生物结构，却同时兼具了三者的特征，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

第四天晚上，她盯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感到一阵深深的挫败感。她揉了揉太阳穴，拿起手机，翻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号码，犹豫了片刻，还是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五六声，接通了。那头传来一个带着些许疲倦的男声：“喂？林砚？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老许，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林砚开门见山地说，“我手头有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磁波观测数据，来源是一个已经解散的民间科研团体。数据格式很老旧，记录方式也很原始，但我初步看了一下，里面有一些波形特征非常奇怪，超出了我对自然电磁信号的认知。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轻笑：“你什么时候对地球物理感兴趣了？”

“最近。”林砚没有多做解释，“你就说帮不帮吧。”

“你都开口了，我能说不帮吗？”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你把数据发到我邮箱，我这两天抽空看一下。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是垃圾数据或者仪器故障造成的假信号，我可不会帮你强行解读出什么惊天大发现。”

“不需要你强行解读。你只需要告诉我，那些信号有没有可能是自然产生的。”林砚说。

挂断电话后，她将笔记本中几页波形图的照片整理了一下，发到了对方的邮箱。然后她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现在，只能等了。

两天后，她收到了回复。

不是邮件，而是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老许的声音听起来完全没有了几天前的轻松随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严肃和谨慎：“林砚，你那些数据，是从哪里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