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为了边疆要不要“少收税”，吵成了一锅粥。

起因是户部上的一道条陈。这些年大夏四面开疆，新归附、新拓殖的地方越来越多——北边的西伯利亚部族，西边新定的波斯湾沿岸，东边刚刚落脚的日本九州，还有陆陆续续内附的游牧部落。这些地方怎么收税、收多少，成了绕不过去的难题。

户部提出的法子，叫“边疆三年轻税”：凡新归附、新拓殖之地，三年内大幅减赋，头一年甚至可以几近于免；作为交换，当地要做三件事——出人出力修路、送适龄子弟入学堂、交出私兵武备名籍并接受朝廷编订户籍。三年之后，再与内地一体纳赋当差。

条陈一念完，班列里就炸开了。

一个出身江南富庶之地的老御史率先出列，头摇得像拨浪鼓：“陛下，万万不可！自古哪有打下新地盘、反倒少收税的道理？朝廷千里远征，花了那么多粮饷、抚恤，正该从新定之地收些回来填补国用，如今倒好，非但不收，还要倒贴三年修路、办学。这不是赔本赚吆喝么？传出去，邻邦还以为我大夏缺了这点地盘便活不成！”

立刻有几名官员附和，七嘴八舌，说的无非是“朝廷吃亏”“徒耗国力”“恐为内地百姓之累”。

一个掌管度支的侍郎更是算了一笔“保守”的数：“陛下，如今四路远征，国库开销如流水，正是处处要钱的时候。新定之地若再免上三年，积少成多，可不是小数目。万一别处再有个水旱灾荒、边衅突起，国库拿什么应急？臣以为，新附之地非但不该轻税，还该比照内地、甚至略重一些，一来充国库，二来也好让他们知道归顺的代价。”

这话听着老成谋国，引得不少人点头。还有人搬出“华夷之防”，说化外之民畏威而不怀德，你越是轻税示好，他越觉得你软弱可欺，唯有重压之下才肯驯服。一时间，反对声竟占了上风。

陈阳也不打断，只让他们把话说尽，这才抬了抬手，示意户部尚书应对。

户部尚书并不慌张，显然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出列，先报了一组数。

“诸位大人只看见头三年少收的，怎么不算算若是不轻税、要花出去的？”他伸出手指，“一处新定之地，人心未附，若一上来就重税摊派，逼得人造反，朝廷要驻军多少？要平叛多久？要死多少兵、烧多少粮？前朝在西南改土归流，有些地方反反复复打了几十年，花的军费，是那点税银的几十上百倍，还落得个血流成河、人心尽失。这笔得失，诸位怎么不算？”

老御史梗着脖子：“那也不能白给。”

“不是白给，是换。”这时孙传庭出列，接过了话头，他在西线经略已久，说起来最有底气，“我们用三年的轻税，换三样东西。第一，换路——当地出人修路，路通了，朝廷的兵、商队的货、赈灾的粮才进得去，那片地才真正攥在手里；第二，换人——子弟入学堂，学了官话、识了字、懂了大夏的规矩，十年之后，新一代就是心向朝廷的子民，而不是世代为仇的化外之民；第三，换安——交出私兵、编了户籍，地方上再想聚众作乱，就没了根基。”

他环视群臣，一字一句：“这三样，哪一样不比头三年那点税银值钱？轻税看着是让，实则是拿小钱，换长治久安。”

他顿了顿，又以西线亲历补了一刀：“诸位没到过新定之地，不知那里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波斯湾沿岸，原先的头人、税吏层层盘剥，一户人家辛劳一年，十成里要被刮走六七成，逼得人宁可抛荒也不多种。我们的人去了，头一年几乎不征，只修路、立市、平了几桩血债。结果如何？第二年，逃到沙漠里的牧民赶着羊群回来了，撂荒的田地重新种上了，市集上的摊位多了三倍。百姓不是傻子，谁让他们活得下去，他们就认谁。这种认同，你派十万大军驻扎十年都买不来，而我们只用了三年的轻税。”

那主张“略重一些以显归顺代价”的度支侍郎，听到这儿，脸微微发红，低下头不再作声。

贺文正也出列，用他最擅长的数目说话。他把一处已经试行过的边地拿来举例：那里头一年免赋、次年减半，朝廷看似少收了若干，可因为路修通了、商队来了，盐、铁、茶、皮货的商税反倒水涨船高；又因为没有叛乱、不必大军驻扎，省下的军费远超免掉的田赋。三年一过，当地田亩、人丁比归附时翻了近一番，税基扩大，往后年年都是稳定的进项。

“诸位看的是头三年的小亏，”贺文正声音平静，却字字扎实，“我们看的是十年、百年的大盘。治边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是要把一块生地，慢慢养成能持续产出、又不再反叛的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