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夏的海船越跑越远，广州、泉州、宁波，乃至马六甲、马斯喀特这些往来繁忙的港口，人员、货物的流动一日盛过一日。天南地北的人汇聚一处，生意是活了，疫病的风险，也跟着悄然升高。

这一年入夏，南方几个大港几乎同时出现了发热的病例。起先是几个下船的水手高热不退、上吐下泻，接着，与他们接触过的脚夫、店家也接连病倒。

广州港的口岸医官林怀远，是第一个察觉不妙的人。那日他在码头巡检，听说一条刚从南洋归来的商船上，三天内病倒了五个水手，两人已经高热说胡话。他心里咯噔一下——寻常的水土不服、晕船，绝不会这般又快又凶、还接连传染。他立刻登船查验，发现船舱底层闷热污浊、淡水发臭，病者挤在一处，没病的也被隔在旁边，情势岌岌可危。林怀远当机立断，一面下令这条船即刻移到外海锚地、不许一人上岸，一面快马向医部和港口衙门同时报警。几乎就在同一时日，泉州、宁波也传来相似的奏报。几处港口一汇总，医部的老尚书立刻断定：这不是孤立的病症，是海上往来带来的疫病苗头，若不趁它尚未成势时狠狠摁住，后果不堪设想。

医部派驻港口的医官警觉性极高，一发现苗头不对，立刻上报，并援引《大夏律》中的防疫条款和早已拟好的防疫章程，要求各港立即采取强硬措施。

措施一共几条，条条都硬：凡从疫区或可疑海域来的船只，靠岸前必须在锚地隔离观察，满一定时日、确认无疫，方可登岸；所有到港船只，船舱要用药物、醋火反复熏舱消毒；已经发病的，立刻转入专门划定的病区，分区收治，重症、轻症、疑似分开，绝不许混在一处；隔离观察期间，船上船员一律不得擅自上岸，所需饮食由口岸统一配送。

医部的老尚书在奏报里写得斩钉截铁：疫病猛于虎，防患于未然，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一旦放任蔓延，港口死的人、停的航、乱的秩序，远比隔离几日的损失大千百倍。

可这些铁面无私的规矩一落到港口，立刻捅了马蜂窝。

海商们群起反对。跑海的人，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船期就是银子，货物在海上多漂一天、在港里多停一天，都是白花花的损耗。如今要靠岸隔离、熏舱、不许人上岸，一趟船平白耽误许多时日，遇上鲜果、香料这类易损的货，耽搁久了更是血本无归。商人们凑在一处，怨声载道，骂医部“一纸命令断人财路”，说这些医官坐在岸上动动嘴皮子，哪里知道跑海人的死活。

几个大商人联合起来，跑到港口衙门、跑到市舶司去闹，要求“通融”，说自己的船干干净净、水手活蹦乱跳，凭什么也要陪着隔离。还有的到处散布流言，说这是官府变着法子刁难海商、想多收停泊的钱。

市舶司门前，一个跑香料的商人拍着栏杆，脸涨得通红：“我那一船胡椒、丁香，耽搁一天就潮一分，耽搁十天，全得烂在舱里！你们坐在岸上一句话，我半辈子的身家就打水漂了！什么疫病，我看就是借题发挥！”旁边一群船东、水手跟着起哄，有的要硬闯锚地，有的嚷着要罢航，把当值的官吏围在中间，险些动起手来。口岸医官林怀远赶过来，指着外港那条被隔离的船，沉声给众人讲道理：“诸位都是跑海的，可曾见过疫病在一条船上是怎么收人命的？我宁可今日被你们戳脊梁骨，也不愿半月后，看着你们的妻儿老小在城里排队出殡。船期误了，还能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可彼时群情激愤，听得进去的，并没有几个。

一时间，各港都闹得沸沸扬扬。

更有甚者，开始动歪心思。有船东趁着夜色，想用小船把水手偷偷接上岸，绕开口岸的查验；还有人揣着银子，找到负责查验的口岸医官，想花钱买一张“无疫”的放行凭据，蒙混过关。疫病这道关口，第一次和白花花的银子、盘根错节的人情，正面撞到了一起。

事情闹到京师，朝堂上也起了争论。有官员觉得，海商是朝廷税赋的重要来源，如今正是要靠海路输血远征的时候，为了几个发热的病人就把港口卡死、把商人得罪光，未免小题大做、因小失大，主张“宽松些、灵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