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却在听完医部和户部、市舶司几方的奏报后，态度异常坚决。

“疫病这件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在朝会上一锤定音，“今日松一个口子，放一艘有隐患的船进来，明日疫情在城里蔓延开来，死的是成千上万人，停的是整座城、整片海。到那时，损失的何止是几个船期？朕宁可现在被商人骂，也不愿日后去收满城的尸首。医部的隔离之法，是对的，朝廷全力支持，谁也不许拆台。”

他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光靠压，是压不服的。海商们反对，固然有贪图便利的私心，却也确有实际的难处——隔离误了船期、坏了货物，这个损失若全让船东和水手扛着，换了谁都要拼命。防疫是天大的公事，可也不能让守规矩的老实人平白倾家荡产。这个“防疫”和“赔不起”之间的死结，必须解开。

于是，陈阳召医部、户部、星辰银行和市舶司几方，连夜议出了一套分摊的办法。

其一，隔离观察期间，船上船员、水手的口粮和基本用度，不由船东独扛，由官府和船东按比例共同承担，口岸平价、足量配送，绝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在隔离期间饿肚子、受委屈。其二，因合规隔离而误了船期、导致货物损毁的，船东可以持口岸医官开具的证明，向此前推行的航运保险票申请分摊补偿——保险本就是为“没料到的风险”设的，疫病封港，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一来，守规矩的船东，损失有了着落，便不必再为了怕赔本而铤而走险。

“要让人守规矩，就得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陈阳这样总结，“光讲大道理、让人硬扛损失，那是逼着人去钻空子；把他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自然愿意配合。防疫要硬，兜底要暖，两手都得有。”

与此同时，对那些胆敢在疫病上动手脚的，陈阳毫不留情。

一个收了船东贿赂、违规开具放行凭据的口岸医官，被审计和医部联手查实，当即革职下狱、从严问罪，行贿的船东也一并严惩、船货扣押。陈阳借这桩案子明发告示：疫病关口，徇私枉法就是谋害千万人性命，贪一文钱，也是重罪。这一记重锤敲下去，那些还想靠银子开路、靠人情通融的，顿时噤若寒蝉。

泉州港有个老船东，起初闹得最凶，骂得最响。可他一趟从南洋回来的船，正赶上隔离，在锚地停了些时日，期间官府和船东合伙供着船上的吃喝，一应不缺；后来同港另一艘偷偷摸摸混上岸、带了疫病的船，连累一片街坊病倒，封了整条街，反倒是他这趟老老实实隔离的，平安无事，那点因延误造成的货损，又凭着医官的证明，从保险票里分摊回了大半。老船东心服口服，再到港口，逢人便说：“起先我也骂，如今才懂，官府这是在救咱们的命，也是在保咱们的饭碗。”

那段时日，口岸医官林怀远几乎没回过家。他带着几名医学生，日夜守在锚地和病区之间，给隔离的船员逐一诊脉、记录气色，指导人用艾草、药石熏舱，教船员把饮水煮沸再喝、把污物集中焚烧深埋。起初对他怒目而视的水手，后来见他不顾被传染的风险，亲自进病区照料病重者，还自掏腰包给吃不惯配给的水手添些咸菜，态度也一点点变了。有个被他从高热里救回来的年轻水手，痊愈后红着眼眶给他磕头，说往后但凭医官吩咐，隔离多少天都绝无二话。正是这些一线医官的硬气与仁心，加上朝廷的兜底之策，让最初的抵触，慢慢化成了配合。

铁腕防控加上暖心兜底，各港的秩序很快稳住。隔离区外，商船有序等候；熏舱、查验、分区收治有条不紊地运转，疫情被死死摁在了萌芽里，没有一座港口、一座城市真正蔓延开来。

海港检疫与疫病损失分摊的机制，就这样在一场风波中扎下了根，把凶险的公共卫生，做成了一套商人承受得起、百姓也护得住的制度。

隔离刚见成效，医部尚未来得及松一口气，西线却传来一道让陈阳眉头骤紧的急报——西路军挺进巴林的途中，一股跟进的仆从军，竟差点在珍珠岛上哗变。国内的防疫之仗刚刚稳住，远在波斯湾的西路军，却在财富的诱惑面前，迎来了一场更考验军纪、也更考验人心的硬仗。这一仗不见硝烟，却比真刀真枪更能决定，大夏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又究竟配不配得上它所到之处的那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