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对朝鲜辅助军的尊重。此番东征，有不少朝鲜义兵和辅助部队协助围城、转运。按旧日军阀的做派，这种辅助兵往往被当成消耗品，最危险、最苦累的活让他们上，伤亡了也无人问津。满桂却立下规矩：朝鲜辅助军每一队的伤亡，都要有一份清清楚楚的留底，他们的将领对己方的部署和伤亡，保有质询之权，哪一仗、为何这么打、伤亡值不值，都可以问、可以议。“都是来帮大夏打仗的性命，”满桂道，“没有谁天生就该去填壕沟。把人家当人，人家才肯替你拼命。”朝鲜将士听闻，无不感佩，打起仗来反倒更加用命。

围困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山城，从一座看似坚不可摧的“铁壁”，被慢慢熬成了一口热气蒸腾、内里翻滚的“热锅”。

城里的变化，最先体现在饭桌上。起初，守军还能吃上正经的米饭；渐渐地，改成了两顿稀粥；再后来，稀粥也见了底，开始掺野菜、剥树皮。山上的水源被炮火封死，仅有的几口井省了又省，连守军都喝不上几口干净水。

就在这样的窘境里，城里那点“忠义名分”的争执，也愈发尖锐地撕裂开来。

武士阶层，尤其是享着藩主俸禄的家老们，还在硬撑着讲忠义、论名节。他们聚集在城中的议事处，翻来覆去地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讲“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痛斥任何言降的人是贪生怕死的懦夫，是辱没家门、对不起历代藩主的罪人。在他们的世界里，为忠义而死，是天经地义、光耀门楣的事。

可那些底层的足轻、民夫，却越来越听不进这些大道理了。

足轻本就是穷苦出身，被征来当兵，挣的是一口军粮；民夫更是被强拉来服苦役的百姓。忠义名节是武士大人们的，饿肚子的，却是他们和城里的家人。一个足轻饿着肚子，听着家老在上面慷慨陈词，忍不住在底下低声顶撞：“大人们讲忠义，讲得肚子不饿么？我家里还有老娘和三个娃，他们可没领藩主一粒俸禄，凭什么陪着一起饿死？”这话一出，周围一片沉默，许多足轻、民夫都悄悄红了眼眶、攥紧了拳头。

有个姓平太的足轻，家里妻儿就在城中。前些日子，他最小的孩子饿得浑身浮肿，他去求家老开仓放一点粮，却被武士一脚踹翻，骂他“动摇军心”。平太把这口气咽进肚里，心里那点对藩主的愚忠，也跟着孩子的哭声一起凉透了。那天夜里，他和几个相熟的足轻凑在墙角，压低了声音合计。

“家老们的儿子，有的早就借着‘求援’的由头，从后山小道跑了，留下咱们在这儿替他们死。”平太咬着牙，“我算看明白了，忠义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命可是咱们自己的。城外的大夏兵，放百姓出去还给米给药，我那逃出去的表亲，托箭书进来说，外头降了的足轻，愿种地的种地、愿做工的做工，没一个被为难。咱们守着这座死城，到底图个啥？”

几个人越说，心越活。一个大胆的念头，就在这饥饿与绝望的角落里，慢慢生了根——摸下山去，把城里的布防献给大夏，换一家老小的活路。

于是，“死守”还是“谈和”的争吵，从私下的嘀咕，渐渐摆上了台面。主战的家老越是声色俱厉，底层的怨气便越是深重；有人主张趁还有力气突围，有人主张偷偷派人下去跟大夏谈条件，还有人主张干脆把主战的家老绑了开城。整座山城，看似城墙未破，内里却早已人心浮动、裂痕丛生。

满桂在山下，通过撤出来的平民和不间断的观察，把城里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他并不着急，只是命令各部把围困收得更紧、把安民和劝降的箭书更多地射进城去，耐心地等着那座“热锅”自己烧开。

这一日深夜，山影如墨。山城一侧最陡峭、少有人看守的崖壁上，忽然有几根绳索悄悄垂了下来。几个瘦小的身影，顺着绳索，战战兢兢地往下攀——是城里的几名足轻。他们避开守军的耳目，冒着被发现后当场砍头的风险，摸下了山崖，径直朝着东路军的哨位走来。

为首的足轻怀里，紧紧揣着一样东西。被带到哨位、借着火把的光展开一看，那竟是一张用炭条草草画成、却把城内水源、粮仓、火力点和各处布防标得明明白白的山路布防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