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检疫的章程在几个大港口立住之后，便开始向沿海、沿江的地方州县一级级推行。谁也没想到，这套在大港运转顺畅的规矩，到了地方上，却结结实实撞上了一块硬钉子。

出事的，是东南一座不大不小的府城。

这府城的知府，姓周，是个精于做官的老吏。在他的盘算里，治下太平无事、考绩漂漂亮亮，才是头上乌纱和日后升迁的根本。这一年夏末，城里码头一带，也出现了几个发热的病例，口岸的医官察觉不对，按章程上报，请求立刻采取隔离措施。

折子递到周知府案头，却被他压了下来。

在周知府看来，疫情这东西，不上报便等于没有；一旦上报，又是封港、又是隔离，闹得人心惶惶、商旅裹足，今年的赋税、漕运、考绩，全都要受拖累，上头追究下来，“治理无方”的罪名，最后还不是落在他这个知府头上？于是他一面把医官的呈报压着不批，一面严令人员往来，想靠拖字诀，把这几个病例悄无声息地糊弄过去。

他还把前来力争的口岸医官训斥了一顿：“不过几个发热的病人，兴许就是寻常暑热，也值得你大惊小怪、危言耸听？真封了港、停了航，耽误了漕粮和税赋，这个责任，你担得起么？”医官据理力争，搬出《大夏律》和防疫章程，周知府却只是不耐烦地摆手，让他“少生事端”。

疫病，从来不会因为官员的遮掩而退避。

那两条街市，是城里最热闹的所在，米铺、茶馆、脚行、客栈挤在一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头一个病倒的脚夫，被家人抬去医馆，郎中只当是寻常时疫，开了剂发散的方子；可没过两日，同屋的脚夫、隔壁茶馆的伙计、来探病的亲戚，接连倒下，一样的高热、一样的上吐下泻，恐慌这才像投入水中的墨，在街市间迅速洇开。有人开始拖家带口往城外逃，有人去庙里烧香求符，米铺被抢购一空，而周知府仍在严令“不得造谣生事”，甚至派差役驱赶求医的人群，想把这口已经沸腾的锅，死死摁在盖子底下。

就在这一拖一放之间，发热的病例迅速多了起来，先是码头脚夫，继而蔓延到与码头相连的两条街市，发热、呕吐、甚至病重不起的人，一户接一户。等周知府再也瞒不住、市面开始恐慌时，疫情已经扩散开来，错过了最初摁下苗头的最佳时机。

口岸的医官眼看局面危急、地方官又一意孤行，再也顾不上官场的层级规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越级上报、直接处置。

他一面以最快的渠道，把疫情和周知府压报的实情，直报京师医部；一面依据防疫章程赋予的紧急之权，不等府衙点头，便组织起口岸和医部派驻的人手，当机立断：封城，先把疫情最重的两条街和码头区域封锁隔离；停航，所有到港船只一律锚地观察、不许靠岸上下人；分区收治，把病患按轻重分别安置，又组织人手熏舱、消毒、煮水、焚污，一套在大港练熟了的手段，雷厉风行地铺开。

这些处置，绕过了周知府这个地方主官。等周知府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封城的岗哨已经设了起来。

周知府又惊又怒。他惊的是疫情竟真闹大了，怒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医官，竟敢不把他这个知府放在眼里、越级行事、封了他的城。为了推卸自己瞒报的罪责，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官威，他恶人先告状，一封折子抢先递到京师，倒打一耙，状告医部派驻的医官“目无上官、越权乱政”，说他们“未经地方衙门允准便擅自封城停航、惊扰百姓、败坏市面”，要求朝廷严惩这种“以下犯上”的行径。

医部这边，也据实上奏，把周知府如何压着疫情不报、如何强令放行、如何贻误时机，以及医官如何被迫越级封城的前前后后，写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