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是日本名义上的都城。

深宫里，住着天皇与一大群公卿贵族。若论名分，天皇是神授的君、是这片土地至高的象征；可若论实权，自从镰仓幕府以来，武人秉政、将军当家，朝廷早被架空了两百余年。天皇和公卿们困守京都，徒有尊贵的头衔，手头拮据、政令不出宫门，连庄园的收入都常被幕府和各地大名层层克扣，日子过得清贵而窘迫。

有不少门第清高的公卿，空有一身从三位、从四位的官衔，府里却常常揭不开锅，要靠变卖字画、替人写条幅，甚至给富商做些体面的“学问点缀”来补贴家用；皇宫的用度也一再裁减，连一些沿袭百年的典礼，都因拿不出钱而草草了事。一边是世代相传、高不可攀的尊贵，一边是捉襟见肘、要看武人脸色的现实，这股巨大的落差与憋屈，在公卿们心里积了一代又一代。他们不是没有学问、没有骄傲，恰恰相反，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便是这一脉相承的“正统名分”；也正因如此，当压在头上的武人政权露出颓势，他们心中那点死灰复燃的渴望，才烧得格外炽烈。

对幕府，他们表面恭顺，心里却压着两百多年的不甘。

如今，局势剧变。德川幕府在大夏的兵锋下节节败退、威信扫地，这让深宫里的一些公卿，重新燃起了一个久违的念头——恢复朝廷旧日的权威。

在他们看来，德川式微，正是朝廷翻身的天赐良机。而大夏这支远道而来、足以颠覆幕府的力量，在他们眼里，便成了一件可以借来用一用的“利器”。于是，朝廷开始频频向东路军递话。

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位姓近卫的中纳言。此人出身名门、博古通今，却在幕府的压制下蹉跎半生，对德川一族积怨极深。他先是以“交流汉学”的名义，请来一位通译，席间旁敲侧击，问大夏对日本“正统”作何看法；继而又悄悄递上一份措辞典雅的文书，字里行间，把天皇比作蒙受尘掩的明月，把幕府比作窃据天光的阴云，又盛赞大夏“王者之师、吊民伐罪”，暗示只要大夏愿助朝廷“拨云见日”，朝廷必不吝以最高的名分相酬。他甚至私下对身边人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若能借东方大军之力还政于朝，公卿们两百余年的屈辱，便能一朝洗雪。这份急切，既写在文书的典故里，也写在他闪烁而炽热的眼神里。

先是一些与外界还有往来的公卿，借着各种由头，派人秘密接触东路军，言语之间，或明或暗地试探大夏的意图；继而，更有地位尊崇的大臣，托人带来口信，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一件事：朝廷愿意站在大夏一边，甚至可以用天皇的名义，给大夏讨幕、平天下以“大义名分”——要知道，在日本这个极重名分的地方，天皇的一纸诏书，便等于给了大夏“奉诏讨逆”的正当性，足以让许多还在观望的势力名正言顺地倒戈。

这份“名分”的诱惑，不可谓不大。东路军里，也有人颇为意动，觉得若能得天皇朝廷公开背书，何乐而不为？

郑成功却始终冷眼旁观，看得比谁都透。

这些天，他把公卿们递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份暗示，都细细琢磨了一遍，越琢磨，越是清醒。在一次军议上，他把自己的判断，摊给了众将。

“诸位莫要被‘大义名分’这四个字，迷了眼睛。”郑成功缓缓道，“你们以为，这些公卿是真心拥戴大夏、想要一套新秩序么？错了。他们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新秩序，是复辟——是借着咱们的力量，把压在他们头上两百年的德川幕府掀翻，好让天皇和公卿，重新拿回旧日的权威、庄园和特权。”

他一针见血地剖析：“他们今日肯把‘名分’给咱们，是因为咱们能替他们打倒幕府；可等幕府一倒，他们下一步要的，便是把庄园、税权、任官的权，一样样收回到朝廷手里，重新做回人上人。说到底，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把用完即弃的刀。这把刀若肯替他们复辟旧贵族的特权，他们便笑脸相迎；若不肯，他们转头就会骂咱们是又一个‘幕府’、又一个‘乱臣贼子’。”

众将听得渐渐明白过来。有人问：“那他们递来的名分，咱们是接，还是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