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分，要接；实权，不能给。”郑成功给出了八个字，随即把这层意思，写成一道详尽的文书，快马报送京师，请陈阳亲自定夺基调。

陈阳的回覆，很快便到了，与郑成功的判断不谋而合，而且想得更深、更远。

陈阳在文书中定下了清晰的方针。其一，“尊王倒幕”这面旗帜，可以打、也应该打。日本上下重名分，打起天皇的旗号去讨伐失去人心的德川幕府，能极大地减少进军阻力、安定地方人心，让大夏的军事行动，从“外邦入侵”变成“顺应名分、吊民伐罪”，这是一本万利的事，何乐而不为？对天皇这面象征性的旗帜，要礼遇、要尊崇，给足体面。

其二，也是最要紧的一条——可以借名分，但绝不能把实权和税权，交还给公卿朝廷。陈阳看得很清楚，旧贵族那套世袭特权、庄园割据、层层盘剥的东西，正是日本积弱、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大夏要建的，是一套统一、公平、能让百姓得利的新秩序，绝不可能浴血推翻了一个武人幕府，又亲手扶起一个旧贵族朝廷。

其三，陈阳给天皇的未来，定了性：在新的格局里，天皇可以保留其至尊的名位，受到保护和礼遇，作为文化与名分的象征延续下去，但只能是一个“虚位”——不掌兵、不掌财、不掌实际的政令。至于那些公卿赖以寄生的庄园、贡赋，迟早要纳入国家统一的管理，丈量、登记、定税，绝不容许国中之国、法外之权。

“尊其位，虚其权，收其赋，安其民。”陈阳用这十二个字，概括了对京都朝廷的总策略。

方针既定，东路军对京都公卿的种种示好与试探，便采取了一种“虚与委蛇、留中不发”的姿态。

对公卿递来的话，东路军客客气气地接着，礼数周全、措辞温厚，时不时还回赠些礼物，让朝廷觉得大有希望、愿意继续向大夏靠拢；可一涉及实质——比如要大夏承诺恢复朝廷权威、归还庄园、授予公卿实权，东路军便顾左右而言他，既不应允，也不撕破脸，把事情温温吞吞地“留中”起来，不给任何落到纸面上的承诺。

一次，近卫中纳言派来的使者，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只要大夏肯在倒幕之后，“还政于朝廷、复朝廷之庄园”，天皇便可立刻下一道密旨，正式宣告德川为朝敌。接待的东路参军不卑不亢，笑着把话接了过去：“朝廷的美意，我军上下铭感五内。德川无道，天下共讨之，这是大势所趋。至于战后的章程，天下大事，总要等太平了，从长计议、为天下苍生计，方为妥当，眼下急着定这些，反倒落了下乘。”一番话，滴水不漏，既没回绝“讨德川”的名分，又把“还政、复庄园”的实求，轻飘飘地搁到了一边。使者还想再争，参军却已端茶送客，只留下一肚子希冀、又抓不住半点实据的公卿，在宫里头继续做着美梦。

那些公卿，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夫没下够、条件没谈拢，便愈发殷勤地递话、暗示，甚至内部还为了“将来朝廷复权后谁当什么官”起了争执。他们哪里知道，郑成功看着他们汲汲营营的样子，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人做着恢复旧日荣光的美梦，却不知自己未来的位置，早被陈阳和东路军看得清清楚楚、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一手“借名分而不交实权”的对朝方针，看似温吞，实则高明至极：它既把天皇这面极有分量的旗帜，争取到了大夏一边，为日后进军京都、瓦解幕府铺好了名分上的路；又从一开始就堵死了旧公卿借外力复辟特权的可能，为日后京都的处置、为日本新秩序的建立，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京都的深宫，依旧在做着复兴旧梦；大坂的商人，依旧在拨着现实的算盘；而大夏东路军，则在名分与实利之间，冷静地落着自己的子。日本这盘棋，正一步步，朝着陈阳预设的方向收拢。

而就在东路的棋局于日本列岛从容布局之际，万里之外的南方海域，卢象升率领的南路舰队，已经越过了停泊补给的马斯喀特，继续向西，逼近了红海南口那座扼守咽喉的要地——亚丁。在那里，奥斯曼的驻军、也门的地方势力、阿拉伯与印度的商人、葡萄牙的余党，乃至形形色色的部族，盘根错节、各怀心思，一片全新的、各方势力交错盘踞、谁也无法一口吞下的浑水水域，即将在南路军面前，一层层地缓缓展开，考验着这位南路统帅的耐心、定力与纵横捭阖的过人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