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的行动效率极高。

在领受了任务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一个由南下干部团成员和地方干部组成的“战俘甄别与管理工作组”，正式进驻了位于天堂寨后山的一处山谷。

这里，就是临时搭建的战俘营。

数千名日军战俘，被分割在几个用铁丝网和壕沟围起来的巨大营区里，气氛压抑而又沉闷。

赵刚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甄别”。

他没有搞什么大张旗鼓的审讯，而是采取了一种更温和，也更有效的方式。

工作组在每个营区门口，都贴出了一张用中日双语写成的布告。

布告的内容很简单：凡是具备医生、护士、工程师、司机、车辆维修、机械维修、无线电、土木建筑等一技之长的战俘，可以主动向营区管理人员登记。

一经核实，将立刻被转移到“技术人员营区”，享受独立的住宿条件和更高的伙食标准。

这道命令，在死气沉沉的战俘营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大部分的顽固军官，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八路军的诡计，并严厉禁止手下的士兵前去登记。

然而，对于那些普通的士兵和技术人员来说，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诱惑。

特别是在饿了几顿肚子，又看到身边伤重的同伴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痛苦呻吟之后，一些人的思想，开始动摇了。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一名被俘的军医。

他看着营地里，几十个因为缺少药品和手术条件而哀嚎的重伤员，最终还是放下了所谓的“武士道尊严”，主动找到了看守。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陆陆续续有上百名懂技术的战俘，主动进行了登记。

医生、司机、维修工、甚至还有两个在入伍前是厨师的家伙。

赵刚信守承诺，将这些人全部转移到了新建的，条件更好的技术营区。

在这里，他们每天能吃到白面馒头和掺着肉末的米饭，伤病也得到了沈静派来的医疗队的及时治疗。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区别对待，像一块石头，在战俘营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那些还在观望的普通士兵，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紧接着，赵刚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劳动改造”。

他没有使用强制手段，而是将战俘们，按照原有的部队建制，打散后重新编组，成立了数个“生产建设大队”。

这些大队，被派往根据地的各个角落。

有的去修筑被战火破坏的道路。

有的去帮助老百姓盖新的房子。

有的被派到王进山的生产建设兵团，开垦荒地。

还有的，则被派到兵工厂的外围，负责搬运矿石和木材。

起初，这些日本兵干活时，都带着一种抵触和麻木的情绪。

但在劳动中，他们亲眼看到的一切，却在潜移默化地，冲击着他们固有的认知。

他们看到，八路军的干部和士兵，跟老百姓说话时，和颜悦色，还主动帮着挑水砍柴。

他们看到，在田间地头，那些扛着枪的战士，和卷着裤腿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唱歌，有说有笑，完全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占领”与“被占领”的对立。

他们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村民，在吃饭的时候，会把碗里仅有的几块红薯，分给看押他们的八路军战士。

这一切，都与他们过去在国内，所受到的“八路军是青面獠牙的恶魔，中国百姓愚昧麻木”的宣传，截然不同。

这里虽然贫穷、落后，但处处都透着一股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

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

思想的坚冰，开始出现裂缝。

赵刚的第三板斧，紧随而至。

他从凯瑟琳的医疗队那里，要来了一台简易的电影放映机和几部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都是由一些有良知的西方记者，在中国战场上拍摄的，记录了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