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屿“自诬”了。他招认的内容跟葛延遇的状纸差不多，只不过人数从二十人变成了“与哥哥李崧、弟弟李嶬、外甥王凝以及家僮共二十人”。

案卷送到苏逢吉手里，苏逢吉拿起毛笔，蘸了蘸墨，轻轻在“二十”两个字上划了一道，旁边写了两个字：五十。

然后他把笔搁下，吹了吹墨迹，满意地笑了。

“报上去吧。”

史弘肇看到案卷的时候，只说了三个字：“斩了吧。”

四

史弘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不喜欢读书人。

他曾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这帮文人，就是让人受不了！动不动就管我们叫‘卒’，好像我们当兵的不是人似的！”

他对文人的厌恶，最后转化成了对所有“犯事”的人一视同仁的残忍。他管京城治安，抓到人根本不问轻重，拉到街上就砍。什么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花样比刑部还全。

有一回，一个老百姓仰头看了看天——那年头太白星白天出现，大家都觉得稀奇——被坊正抓了送到史弘肇面前。史弘肇连眼皮都没抬：“腰斩。”

还有个喝醉了的，跟一个军士拌了两句嘴，军士说他“散布谣言”，直接拖出去弃市。

所以李崧这案子落到史弘肇手里，结果已经注定了。

十一月甲寅那天，诏书下来了：李崧、李屿、李嶬一家骨肉，连同供词牵连的人，全部处斩，暴尸街头。

葛延遇和李澄不但没罪，还得了厚赏。

行刑那天，东市围满了人。李崧跪在刑场上，回头看了一眼弟弟李屿。李屿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李崧忽然笑了。

“屿啊，”他说，“咱家那宅子，现在是谁在住？”

李屿没回答。刀落下来了。

五

李崧死后，京城里的气氛变得很怪。

士大夫们突然发现了一个要命的事实：他们家里那些仆役，现在腰杆都硬了。以前是主人训仆人，现在是仆人拿捏主人。谁家没点见不得人的事？谁家没个把怨言？葛延遇告倒了李崧一家，还得了赏，这条发财路谁不想走？

“你听说了吗？张家的仆人也学着葛延遇，写了状纸。”

“写了什么？”

“说张家老爷私藏兵器。张家老爷吓得当场把家里的菜刀都扔了。”

从此以后，士大夫们对家里的仆人，客气得不得了。逢年过节发红包，说话轻声细语，生怕哪句话让仆人不高兴了，转头就递一份“谋反”的状纸上去。

有个叫陶谷的翰林学士，在这件事里也出了一份力。李崧的族侄李昉有一次去拜访陶谷，陶谷忽然问他：“你跟李侍中是什么关系？”

李昉恭恭敬敬地回答：“是远房叔父。”

陶谷点点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李氏这场祸事，我出了力。”

李昉听完，汗如雨下，坐了没一会儿就告辞了。出了门，他的后背全湿透了。

六

司马光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这件事，笔调很克制，但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记下了葛延遇的贪、苏逢吉的诈、史弘肇的暴、李崧的冤，然后在结尾加了一句：“自是士民家皆畏惮仆隶，往往为所胁制。”

司马光一辈子都在写“礼”和“法”。他写这段历史，大概想说的是：当一个时代没有了“法”，剩下的就只有“势”。苏逢吉有势，所以他能改供词；史弘肇有势，所以他能不问轻重就杀人；葛延遇和李澄抓住了“势”的缝隙，所以仆人能告倒主人。至于李崧——他曾经也有势，后晋的宰相，枢密使，一句话能调动千军万马。但到了后汉，他的势没了。没势的人，连一间宅子都守不住。

司马光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直接骂苏逢吉，也没有直接骂史弘肇。他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读的人自己去想：如果我是李崧，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我会不会也像李昉一样，听完陶谷的话之后“汗出”？

作者说

李崧冤狱这件事，后世讨论得不多，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因为“谋反”本身而发生的，而是因为“谋反”这个罪名太好用了。

葛延遇的动机是私怨，苏逢吉的动机是私利，史弘肇的动机是“顺手”——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台完美的绞肉机。李崧不是第一个被绞进去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我想说的不是“冤案”本身。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里最可怕的，不是苏逢吉改供词，也不是史弘肇杀人不眨眼。最可怕的是陶谷那句“李氏之祸，谷出力焉”。

陶谷不是李崧的仇人，不是葛延遇的同谋，也不是苏逢吉的心腹。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在权力场上混的文人，知道李崧要倒了，所以顺手推了一把，然后在事后跟李昉炫耀——注意，是炫耀，不是忏悔。

这才是那个时代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不需要你主动作恶。你只需要在权力场上某个时间，站在某个位置，做一件很小的、很顺手的事，就能把一个人推进深渊。而多年以后，你甚至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李崧的冤狱，是一个“顺手”的悲剧。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李崧，当苏逢吉笑眯眯地请你“到家里坐坐”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赴宴，还是连夜带着家人跑路？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