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可能被什么东西捂住口鼻，但不是用手。可能是用枕头、被子之类的软物。”老周继续检查，“气管和食道里有农药成分，但奇怪的是，胃里的农药浓度反而低。如果是自己喝农药自杀，应该是食道、胃部腐蚀最严重，但现在是咽喉部位腐蚀严重，胃里很轻。”

“你的意思是……”

“农药是死后灌进去的。”老周肯定地说，“人死了，吞咽反射消失，灌进去的农药大部分留在咽喉和气管，只有少量进入食道和胃。而且你看胃内容物，死亡前两小时他吃过饭，米饭、青菜、一点肉。如果是自己喝农药，胃应该有剧烈痉挛，食物会反流，但这里没有。”

王志刚点点头。他走到另一边，看技术员拼凑那个破碎的农药瓶。瓶子是普通的棕色玻璃瓶，标签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出“甲拌磷”三个字。技术员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摆在工作台上，试图还原瓶子的原貌。

“能提取指纹吗？”

技术员摇摇头：“碎片表面被处理过，用水冲洗过，又沾了泥土，提取不到有效指纹。不过王队，这个瓶子有点意思。”

“怎么说？”

“你看瓶口。”技术员用镊子指着几块较大的碎片，“瓶口是完整的，没有破损。如果是摔碎的，通常瓶口会先着地，会碎裂。但这个瓶口完好，说明瓶子是被故意砸碎的，可能是往地上摔，但避开了瓶口。”

“故意制造现场。”王志刚喃喃道。

现场勘查的民警也回来了，带回几个消息。一是村口的监控显示，案发当天没有陌生人进出村子。二是李征家没有财物丢失，抽屉里的几百块钱还在，柜子里的金银首饰也没动。三是走访村民得知，李征这个人老实本分，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不怎么跟人来往，也没听说跟谁有深仇大恨。

“不是流窜作案，不是劫财。”王志刚在案情分析会上说，“那就剩两种可能，仇杀，或者情杀。”

“王队，刘春红有点问题。”年轻民警小陈说，“我们走访时，有几个村民反映，说刘春红和李征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还有个村民说，去年秋天，看见刘春红脸上有伤，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自己摔的，但看起来像被打的。”

“家暴？”

“有可能。但刘春红自己没说，我们问她，她说就是普通夫妻吵架，没到动手的程度。”

王志刚沉思着。他想起现场那些不协调的细节：太过整齐的院子，太过镇定的妻子，太过完好的瓶口，还有那些角度各异的伤口。这些碎片在脑海里旋转，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查一下刘春红当天的行踪。她说她去小作坊上班，确认一下。还有，李征的弟弟说看见李征在家晒被子，晒被子一般是上午，那时候刘春红应该已经上班去了。如果是刘春红晒的被子，她为什么说是自己晒的？如果不是她晒的，那是谁晒的？”

会议开到深夜。散会后，王志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看着白板上写的线索和疑点。窗外，高青县的灯火渐次熄灭，只有公安局大楼还亮着几盏灯。腊月的风刮过街道，卷起地上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第二天，调查有了新进展。民警在亭子里村周边的几个集市走访，在一家农药店里有了收获。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

“甲拌磷？有，这药剧毒，现在一般不卖了，但农村还有人买去毒老鼠。”老板翻着账本，“腊月二十……对，腊月二十那天，有个女的来买过。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瘦。”

“记得长什么样吗？”

“记得。她当时问了一句奇怪的话，问我这药‘要人行不行’。我们这儿土话，‘要人’就是毒人的意思。我吓了一跳，说这可不行，这是犯法的。她说就是随便问问，最后还是买了一瓶。”

民警拿出刘春红的照片。老板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点点头：“像，挺像的。但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那天她戴着围巾，遮了半边脸。”

几乎同时，另一组民警在刘春红家院墙外有了新发现。在西墙外侧，除了赵大勇翻墙时留下的擦蹭痕迹，还在往南二十米处的地面上，发现了半个模糊的脚印。脚印陷在松软的泥土里，不是很深，但能看出是成年男性的鞋印，鞋底花纹比较常见。

技术员测量了脚印到墙面的距离，又测量了脚印的长度和步幅。

“王队，这个脚印的主人，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而且从步幅看，是从墙那边跑过来的，步伐很急。”

“刘春红多高？”

“一米六左右。”

“不是她的脚印。”王志刚说，“还有一个男人。”

所有的线索开始指向同一个方向。刘春红有作案嫌疑，但她不是一个人。现场有男性的脚印，李征后脑的伤口显示可能有两个作案人，农药是死后灌入的，现场被精心布置成自杀的样子。

但动机是什么？如果是因为家庭矛盾，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如果是为了在一起，为什么不离婚？

王志刚想起刘春红那双眼睛，那双看似悲伤实则空洞的眼睛。那里面藏着的，到底是什么？

第三次传唤刘春红时，王志刚换了种问法。他没有直接问案发当天的事，而是问起了她的生活，她的婚姻，她这些年的日子。

讯问室的白炽灯明晃晃地照着，刘春红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腿上，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她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苍白，眼下的黑眼圈很深，像是很久没睡好。

“你和李征结婚多少年了？”王志刚问，语气平和。

“二十三年。”刘春红的声音很低。

“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刘春红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手背上还有冻疮留下的疤。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刚结婚那几年还行。他是货车司机，经常出门，我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后来他不出车了，在县里找了个看仓库的活儿，天天回家，矛盾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