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矛盾？”
“都是小事。我做饭咸了淡了，地扫得干净不干净，孩子教育……什么都吵。他脾气暴，一吵就摔东西，后来就开始动手。”刘春红顿了顿，“我不敢跟别人说，丢人。我爸妈走得早，娘家就一个哥哥，说了又能怎样，劝我忍忍就过去了。”
“没想过离婚？”
“想过。”刘春红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去年九月，我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动手术。住院那几天，他没来看过我一次，是我哥在医院照顾我。出院那天，他来接我，一路上没说话。回到家，我伤口还疼着呢，他就要同房。我不愿意，他把我手绑起来……”
她说不下去了，肩膀开始颤抖。这次是真的颤抖，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
王志刚没有催她，只是静静等着。讯问室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和那个女人压抑的抽泣。
“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想死了。”刘春红抹了把脸，但眼泪不停地流，“我跑到黄河边上，想跳下去。在河边坐了一宿，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后来我想，凭什么我死？凭什么他不死？”
“所以你就杀了他？”
“是。”刘春红的声音突然变得平静，那种平静比激动更让人心悸，“我去买了农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要喝红糖水，我就在红糖水里下了毒。腊月二十五那天早晨，我把有毒的红糖水端给他，他喝了。我怕他不死，又用砖头砸他的头。他倒下后，我把农药灌进他嘴里，然后把现场收拾了，把门从里面闩上，从墙上跳出去，去上班。”
她说得很流畅，每个细节都清晰。但王志刚听出了破绽。
“你从哪面墙跳出去的？”
“西墙，那儿矮。”
“墙外有你的脚印吗？”
刘春红愣了一下：“应该有吧，我跳下去的时候可能留下了。”
“你的鞋码是多少？”
“三十六。”
王志刚拿出一张照片，是现场勘查时拍的脚印照片：“我们在西墙外发现的脚印是四十二码，男性鞋印。而且从脚印的位置和步幅看，那个人身高在一米七以上。你一米六，三十六码的脚，留不下这样的脚印。”
刘春红的脸色变了。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刘春红，你很清楚故意杀人罪要判什么刑。但如果主动交代，有立功表现，量刑时会考虑。你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
长久的沉默。刘春红盯着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污渍。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是二十三年的婚姻生活刻在她身上的印记。她想起黄河边的那一夜，想起冰冷的河水拍打岸边的声音，想起天快亮时，东方那一抹鱼肚白。也想起另一个人的脸，那张同样被生活折磨得沧桑的脸。
“是李传德。”她终于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李传德，五十二岁，亭子里村村民，刘春红的情人。这是村民们都知道的秘密，只是没人当着他们的面说破。李传德的妻子去年因为这事跟他离了婚，孩子也跟了母亲。他一个人住在村西头的老屋里，白天在建筑队干活，晚上喝酒。
民警找到李传德时，他正在自家院子里喝酒。中午十二点，他已经喝得半醉，看见警察，一点也不惊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来了？等我喝完这口。”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辩解，很痛快地承认了。他说，刘春红找到他，说日子过不下去了，要杀了李征。他一开始不同意，但刘春红哭，说如果他不帮忙，她就自己去，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心软了。
“那天中午，李征喝了有药的红糖水，但没死透，在地上抽搐。刘春红捂着他的嘴，我拿锤子砸他的头。砸了好多下，直到他不动了。”李传德说这些时，表情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然后我们把他抬到院子里，刘春红把农药瓶塞他嘴里，灌了一些。我把瓶子摔碎，做成他自己喝药自杀的样子。”
“锤子呢？”
“扔黄河里了。衣服、被子也烧了，扔河里了。”
“为什么烧被子？”
“被子上有血。刘春红说要把被子晒出来，让人以为李征上午还在家。晒了一会儿，我们杀完人，又把被子收进来，发现沾了血，就烧了。”
“门是怎么回事？”
“刘春红先出门，我从里面把门闩插上，用木杠顶上，然后翻墙出去。我个子高，翻墙容易。”
一切都对上了。脚印，身高，凶器，动机。李传德甚至带着民警去了黄河边，指认扔凶器和烧衣物的地点。虽然东西早就被河水冲走了，但岸边还留有焚烧的痕迹，一些没烧尽的布片嵌在泥土里。
案子破了，但王志刚心里并没有轻松。他站在黄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滚滚东去。腊月的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子。他想起刘春红最后说的话。
“王警官，你说我该恨谁？恨李征打我？恨李传德懦弱？还是恨我自己？”她问这话时，脸上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困惑，“我就是想活下去，像个人一样活下去，怎么就这么难呢？”
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多了，多到不知道该选哪一个。
三个月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刘春红和李传德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宣判那天，刘春红的哥哥来了，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从头到尾低着头。李传德的儿子也来了，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表情冷漠，宣判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王志刚没有去听宣判。他坐在办公室里，整理这个案子的卷宗。厚厚的卷宗里，有现场照片，有尸检报告，有讯问笔录，有物证清单。所有的证据链都完整，所有的程序都合法。这是一个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