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任务是什么？”翻译追问。

“教罗斯军官学欧洲的攻坚术。还有……”年轻军官犹豫了很久，“还有绘制高加索全线的地图，从黑海到里海，每一座山口、每一条雪道。图纸每季度送回维也纳一份。”

新指挥官听完汇报，站在石堡的北墙前，很久没有说话。副将问：“给伊斯坦布尔报吗？”

“报。”新指挥官说，“但光报没有用。画图这种事，防不住——山就在那里，雪化了就露出来，藏不住。真正让我心里发沉的是另一件事：罗斯人在用欧洲的脑子重新武装自己。彼得那样的将门之子，一个长在维也纳，一个囚在我们宫里。沙皇这是把鸡蛋放在三个篮子里，而我们——”

他转身看着墙上的深痕，第一百一十九道，一笔一笔，从高加索的南麓刻到北坡。

“我们的下一代在哪？”

这句话问得副将哑口无言。是啊，帝国的刀锋是一批老百夫长、老族长、老统领磨出来的，他们都老了。荆棘团有拉乌尔那样的青年死士，三皇子有维也纳的军校，奥斯曼的年轻一代呢？

当天夜里，新指挥官给大维齐尔写了一封私人的信，不递军报通道，走的是近卫军的密驿。信的最后一段写道：

“大人：山线无忧，三年无忧。但三年之后呢？臣在高加索收了很多年轻兵，脑子好使的，臣想挑一百个，送到伊斯坦布尔您办的军官学堂去。不为学打仗——打仗他们会。让他们去学算学、测绘、筑城和医伤。我们用刀赢下了今天，得用别的东西赢下明天。不然，等对面那个在维也纳长大的孩子长大了，我们拿什么教我们的孩子们？”

信发出去半个月，回音到了。大维齐尔的批复只有两个字：“准了。人挑二百。”

新指挥官把批复看了三遍，叠好，揣进怀里。第二天，他在石堡校场上摆开擂台，全军的年轻兵考校骑射、识字、算数，考校了三天，挑出来二百一十个苗子。出发那天，他亲自送出山口，对这帮半大孩子只说了一句话：

“去京城，把眼睛和脑子都学亮了再回来。这座山，我替你们守；将来更大的山，你们去守。”

孩子们走了。副将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说：“大人，您刚才那句话说重了。”

“不重。”新指挥官转身上马，“不重，他们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