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不管几点。”

“常松，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

红梅握着手机，站在柜台后面。烟灰色的薄衫领口别着枚银色叶子胸针，头发盘起来，几缕碎发垂在耳侧。

“听见了。”常松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英子在北京怎么样？”

“他们学校封了。我想去北京看看她。”

“你去了也得隔离，见不着。”常松顿了顿，“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小年怎么办？你在家把咱儿子照顾好，比什么都强。”

“我就是不放心。”

“不放心有什么用？你在淮南，她在北京。”常松叹了口气，海风灌进话筒，呜呜响，“红梅，你听我说。英子那边学校会管。你去了添乱，还得隔离，店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红梅握着手机，低头看了一眼小年。

小年坐在收银台的高凳子上，两条短腿够不着地，悬在半空晃来晃去。身上一件日系浅蓝色牛仔背带裤，胸口绣着一条小鲸鱼。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鞋带系得松，跑两步就掉。

他手里攥着一个面包超人，红脸蛋，捏一下就会弹回来。他已经捏了一上午。

脸上戴着个哆啦A梦的口罩，蓝脸蛋，白眼眶，红鼻子顶在嘴的位置。口罩太大，挂在耳朵上晃荡，遮住了半张脸，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黑眼珠滴溜溜转。

小年伸手去拽口罩。

“别扒。”红梅按住他的手。

小年又伸手。

“再扒我揍你了。”红梅没真揍，把他的手塞回口袋里。

电话那头常松笑了一声：“你天天就会训我儿子。”

“我跟你说，我真是没办法。”红梅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店里面他待着，不戴口罩不行。戴上又扒，扒下来我又给戴上，一天要揍他八顿。”

“那店能不能先不开了？”常松说，“在家待着，万一传染了呢。”

“不开？”红梅声音高了半度，“房租你交啊？你儿子一天三顿奶，酸奶纯奶换着喝，不给喝就哭，嗓子都能哭哑。天天喊宝宝饿，宝宝饿，你说怎么办？”

小年听见“饿”字，抬起头：“妈妈，宝宝饿。”

“你看。”红梅对电话说。

常松在那头笑出声。

红梅蹲下来，把手机放在小年耳边：“来，跟爸爸说话。”

小年对着手机喊：“爸爸！”

“哎。”常松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沙沙的。

“爸爸你注意安全。”小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在背课文，“爸爸我想你。妈妈也想你。姑姑也想你。姐姐也想你。”

说完转头看红梅：“妈妈，我说完了。”

红梅眼眶红了。她站起来，把手机贴回耳边，没说话。

常松也没说话。电话里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和远远的、呜呜的海浪。

远水解不了近渴，远夫解不了近疫——婚姻里最无力的三个字不是“不爱了”，是“回不去”。

门外杜森推着电动车回来，车后座绑着外卖箱。白色的厨师服袖子挽到手肘，胸口印着“幸福面馆”。裤子上溅了油点。

“妈。”杜森进门喊了一声。

常莹从后厨探出头，灰蓝色卫衣领口松了，碎发炸成一圈，手里攥着块湿抹布，水顺着指缝往下滴。

“送完了？”

“送完了。”杜森把外卖箱搬进后厨，“中午还有七单。”

“小森。”红梅回头喊他，“这几天外面人多不多？”

“不多。”杜森拧开水龙头，肥皂打在手掌里，搓出了沫。“店关了一半。”

“口罩戴好。”

“知道了，舅妈。”

电话里常松还在说话：“红梅，实在不行，你让英子请个假回来？火车票我报销。”

“回不来。回来也得隔离，十四天。她大二课紧。”

“那就别折腾了。你在家好好的，小年幼儿园也停课了，你陪陪儿子吧。”

“红梅，你别老给小松打电话了。他在海上，能怎么办？你急他也急。”

“我没急。”

常莹翻了她一眼，手里那块湿抹布往柜台上一拍，水花溅出来。

她心里那本账翻得哗啦响：这个云南女人，一点都不经事。矫情。一天给我弟打十八个电话，我弟在海上漂着就不急了？你去找你家那个宝贝闺女，人家在学校里有人管有人问，北京还能把北大的学生饿死？咱们这个店，要不是我儿子天天骑个破电驴满大街送餐，你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你说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张姐把口罩扯到下巴，露出整张脸。红色针织衫绷在肚子上，纽扣缝线都撑出了形。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短粗。

大玲坐在旁边，粉色棉质衬衫绷得紧。她没接话，低头看手机，屏幕暗着，手指在按键上按来按去。

老刘挨着墙根，灰色薄夹克拉链拉到下巴，整个人缩在衣服里。两只手插在裤兜，眼睛看着天花板。

店里椅子都好好摆着。没人。

门口贴着一张纸：“本店暂停堂食，仅提供外卖打包。”

张姐往椅背上一靠，椅子“吱呀”叫了一声。“该死的非典。整个商贸城撂棍子都打不到人。”她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又指了指门口，“这个苏西，生完孙子坐完月子就跑了。把我儿子连人带魂都勾上海去了。养儿子就是养白眼狼——小时候叼着奶头不撒嘴，长大了叼着媳妇不撒手。我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省了二十年，最后倒好，我养的儿子，成人家上门女婿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