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建英，天津老城里人。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青砖墙上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夏天潮得能拧出水来，冬天冻得硬邦邦的，像结了冰的石头。推开斑驳的木门，是一个窄长的院子，院中间有棵歪脖子枣树，树皮皴裂得跟老人脸上的褶子似的，风一吹，枯枝就“嘎吱嘎吱”地响，像有人在叹气。
那年正月初五，天还没亮，我妈就在厨房里“当当当”地剁起肉馅来。那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传出去老远，一下一下的，又脆又急，像有人在敲门。我妈一边剁一边念叨：“剁小人，剁小人，把那些背后嚼舌根的、当面捅刀子的，全剁碎了包饺子吃。”那是老辈传下来的习俗。可谁能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家真的被“小人”缠上了。
我哥叫刘建民，那年才二十四，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他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厂里人缘不错。可我妈老说他“嘴不好”，说他把不该说的话往肚子里咽，把该藏心里的事儿往外倒。我说妈你这话啥意思，我妈瞪我一眼，不说了。
那天下午，我妈包了四盖帘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馅儿剁得稀烂，闻着就香。天刚擦黑，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起大泡，我妈让我去叫我哥出来吃饭。我推开他那屋的门——那间屋子朝北，常年晒不着太阳，一股霉味儿，像地下室的潮气混着旧衣裳的灰尘味。窗帘拉着，屋里黑得像地窖，连自己的手指头都看不清。我喊了一声“哥”，没人应。我又喊了一声，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我看见他坐在床边，身体直挺挺的，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我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往前栽，“扑通”一声，一头扎在地上，连挣扎都没有。我尖叫起来，那声音尖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像有人掐住了我的喉咙。我爸从堂屋冲过来，一把拉开灯。灯光刺眼，我看见我哥仰面躺在地上，嘴角挂着一道暗红色的血，已经干了，结成一条黑色的印子，从嘴角一直淌到耳根。眼睛半睁着，眼珠子上蒙了一层灰白色的东西，像死鱼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瞳孔散得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眶。
我妈哭得昏了过去。她整个人往下出溜，被我爸一把抱住，瘫在地上，嘴里发出一种不像哭也不像喊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喉咙里被碾碎了。我爸把她抱到椅子上，她的手脚冰凉，嘴唇发紫，好半天才缓过来。我爸站在那儿，两只手攥成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指节泛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看见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他那双旧棉鞋上，一滴，又一滴，很快就被布面吸干了，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那天晚上，别人家放炮仗吃饺子，红红的炮屑落了一地，空气里全是硫磺味。我们家在院子里搭起了灵棚，白布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有人在哭。
头两天，没啥怪事。守灵的人围着一盏白炽灯打扑克，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灰缸满了又倒，倒了又满。灯泡上落满了灰，光晕昏黄昏黄的，把人影照得模模糊糊。可到了第三天夜里，事情就不对了。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妈因为哭得太凶，被人劝回屋里休息。她这两天几乎没合过眼，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脸色灰白，整个人像老了十岁。我爸让她躺一会儿，她不肯，最后还是两个婶子硬把她按在床上，她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不到一个小时，她忽然从屋里冲出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脚底板冻得发白，头发散着，眼睛瞪得溜圆，四处张望，嘴里喊着：“建民！建民！你在哪儿？你刚才回来找我了！你回来啊！”那声音又尖又哑，像指甲挠玻璃，听得人头皮发麻。
众人赶紧拦住她，问她怎么回事。她浑身发抖，像打摆子一样，牙齿磕得咯咯响。她说她梦见我哥穿着一身破衣裳回来了，衣裳上全是窟窿眼子，像被什么东西烧过，边缘焦黑。脸白得像纸，嘴唇发青，站在她床前，眼眶里没有眼珠，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对着她，说：“妈，我难受，我浑身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了，动不了，你救救我……”她刚要伸手去拉他，我哥忽然就消失了，像一阵烟被风吹散了，连影子都没留下。她从梦里惊醒，光着脚就跑出来了。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说是念子心切，做了噩梦，可我看见我妈的两个婶子互相递了个眼色，那眼神不对，像是藏着什么话不敢说。
第四天夜里，十一点多，负责守灵的一个远房表哥叫李强，膀大腰圆，平时胆子最大，在工地上开塔吊的，什么都不怕。他说要出去抽根烟，走到院墙根底下，忽然站住了。他那根烟从手指间掉在地上，火星子溅了一下就灭了，烟卷滚了两滚，在墙根下冒着最后一缕青烟。他转过身，脸色煞白，嘴唇发青，踉踉跄跄跑回来，嘴唇哆嗦着说：“我看见……我看见建民了！他就蹲在墙根底下，穿的那身衣裳还是下葬时那身深蓝色的工作服，领口敞着。脸对着墙，我看不清……我一喊他，他就不见了！”
几个人跟着他出去看，院墙根底下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片被风吹落的枯枣树叶，在月光底下打着旋儿，沙沙地响。有人说他看花了眼，有人说他守夜太累产生了幻觉。可他的脸白得不像装的，手指头一直在抖，指尖发凉，像攥过冰块。
没等大伙儿安静下来，我妈又从屋里跑出来了。这次她直接冲到院墙根底下，蹲在那儿摸着墙哭，手指抠进墙缝里，指甲断了一截，血丝渗出来。她嘴里喊着：“建民，妈看见你了，你刚才就在这儿蹲着，你为啥不出来见妈？你有什么话跟妈说啊！”
我妈哭得浑身发抖，李强站在后面，嘴唇发青，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婶儿……我刚才……也看见他了……就在你摸的那块墙根底下，那棵枣树根旁边。他蹲着，两只手抱着膝盖，头发耷拉着……”
我妈猛地抬起头，刚要说什么，身后“咕咚”一声，一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倒下去的是张伟，我哥生前最要好的工友，在同一个车间干活，天天一起上下班。他是来帮忙守灵的，穿着一件军绿色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他倒下去的时候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像西瓜摔碎了。整个人开始抽搐，两只手蜷在胸前，指头弯得像鸡爪，胳膊肘不停地撞地面，发出“咚咚”的闷响。嘴一张一合，吐出一团一团的白沫，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棉袄的领口上，洇出一片湿印。
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掐人中的掐人中，灌水的灌水。有人把手指头塞进他嘴里怕他咬舌头。折腾了五六分钟，他的身体忽然不抽了，像断了电一样，一下子软下来。他睁开眼，眼珠子慢慢地转了转，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妈身上。
他开口了。
那不是张伟的声音。张伟是东北人，说话一股大碴子味，嗓门粗，像破锣。可这会儿从他嘴里出来的声音，又轻又飘，像风吹过纸片，带一股子天津老城里人特有的腔调，尾音往上翘。那声音，我听了十九年，那是——我哥的声音。
“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