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比灵棚上的白布还白。

“妈，是我。”那声音说，很慢，像每个字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从嗓子里挤出来，“我借了张伟的身子，待不了多久。您别怕，我有要紧的话跟您说。”

旁边有人已经开始往后退了，椅子被踢翻了一把，“咣当”一声，在夜里格外响。我妈却往前凑了一步，伸手想去摸张伟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手指头在空气里蜷了蜷。

“建民……你……你咋了？你为啥……为啥不在了？”

那声音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从地底下翻上来的，带着一股凉意：“妈，我时间不多。您听我说。明天您去我们厂，找厂长。告诉他——我跟厂里反映刘主任跟女工孙姐通奸的事，全是编的。没影儿的事。是我为了顶刘主任的位子，故意造谣。您一定去替我澄清，求厂长还人家清白。”

我妈愣了，嘴张着，半天没合拢：“建民，你……你编的？你为啥要编这种话？”

那声音急了，语速快了起来，像怕来不及说完：“妈，别问了。您一定要去。不然我在不上气。张伟撑不住了，我要走了。”

我妈急了，伸手去抓张伟的胳膊，指甲掐进棉袄的袖子里：“你等等！你告诉妈，你到底咋死的？你死得不明不白的，妈这心里——”

话音没落，张伟的身体猛地一软，像一袋水泥一样瘫在地上，脑袋歪向一边，嘴角的白沫还没干。过了几秒，他睁开眼，眼神浑浊，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他看见我妈正抓着他的胳膊，吓了一跳，一把甩开：“婶儿？你……你干啥？”

他的声音，变回了东北味。

我妈蹲在地上，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淌出来，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一滴，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没出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

第二天，我妈没去厂里。她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天。几个亲戚围在屋里劝她，说建民那孩子生前是做了亏心事，死了才不安生，他托梦托话让你去圆场，你得去。我妈不说话，只是哭，被子湿了一大片，印出一块一块的水渍。到了第三天，李强急了，说婶儿你要不去，建民在下边儿受的罪更大，你没听见他说铁链子勒脖子？我爸也开口了，声音低得像在求人：“去吧，给孩子还了愿。他活着的时候我没管好他，死了不能再让他遭罪了。”

我妈这才硬着头皮，叫上李强和我，去了我哥生前的工厂。

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眯着，看人的时候像在打量什么。他听我妈磕磕巴巴说完，摘下眼镜擦了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眼镜放在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咽下去的声音很响。

“大婶，您说的事，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建民这孩子……他生前确实举报过刘主任跟孙姐有不正当关系。我们调查过，刘主任跟孙姐是师徒，走得近了些，但没有证据。可建民他……他后来又找了孙姐的男人，添油加醋说了一遍。那男人是个暴脾气，回家把孙姐打了一顿，孩子当时已经三个月了，没保住……两口子闹离婚，闹得厂里人尽皆知。我们没办法，只好让刘主任停职检查。”

我妈的脸白得像纸。她的手搁在膝盖上，攥着自己的衣角，攥得手背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大婶，您今天来说的这些话，要是真的，那刘主任是冤枉的。孙姐也是冤枉的。可那个孩子……回不来了。”

我妈站在厂长办公室里，浑身发抖。她没哭，眼睛干干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流不出来了。

那件事后来厂里通报了，刘主任恢复了职务，孙姐跟男人离了婚，回老家去了。至于我哥，厂里再也没人提起他。他的工位很快就被人占了，工具箱被清空，连他贴在墙上的那张美女挂历都被撕了。

我们后来在老城里又住了几年，左邻右舍看我们的眼神总是不太对。有人背后嘀嘀咕咕，说刘家那小子活着的时候专做缺德事，死了还要折腾家里人。有人说，他死在正月初五，那是被小人给剁了。也有人说，他的魂儿到现在还在老城里那片老房子里转悠，找替身。

我后来嫁了人，搬出了老城里。可每年正月初五，听见别人家剁肉馅的声音，“当当当”的，一下一下，我都会想起我哥坐在床边直挺挺的样子，想起张伟被附身时那张白得发青的脸，想起我妈站在厂长办公室里失魂落魄的背影。

那声音，像在剁什么。不止是肉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