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0月1日

地点：台北草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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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台北，还是热。

榕树的叶子耷拉着，被太阳晒得没了精神。知了在树上叫，嘶嘶的，像是永远停不下来。李树琼坐在廊下，面前摆着一张矮桌，桌上铺着一张信纸。他已经坐了很久了。笔握在手里，一直没有落下去。

白清莲在屋里哄孩子。孩子这几天有点闹，不爱睡觉，一放下就哭。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摇篮曲，声音轻轻的，柔柔的。李母周氏在厨房里和刘妈一起做饭，锅铲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顾小佳在隔壁房间里备课，纸门关着，偶尔能听见她翻书的声音。赵叔在院子里浇花，保密局的特务在偏房门口抽烟，一切都很平常。

李树琼看着那张空白的信纸，想着该写什么。写给白清萍。从台北到北平，隔着海，隔着山，隔着保密局的审查。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拆开、检查、分析。不能写想念，不能写牵挂，不能写任何让人起疑的话。只能写家常。只能写那些不痛不痒的、谁看了都不会在意的句子。

他拿起笔，在信纸上方写下日期：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一日。

然后停住了。

窗外的阳光照在信纸上，白得刺眼。他眯起眼睛，想着她在北平的样子。秋天了，北平应该凉了。银杏叶该黄了。她穿什么？还是那件藏青色的旗袍？还是那件薄呢大衣？她瘦了没有？她睡得好不好？她有没有想他？

他深吸一口气，落笔。

“北平天气转凉，请白副站长注意身体。”

写完了。这句话谁都能看，谁都不会多想。同事之间的关心，很正常。但他知道她看得懂。“注意身体”后面藏着的是“我想你”。她一定看得懂。

他继续写。

“训练班的学员们还好吗？替我向赵站长问好。”

训练班的学员们。那是她每天面对的人。他问学员们好不好，其实是问她好不好。替我向赵站长问好。那是说给审查的人听的。他在告诉赵仲春——我还在，我没有忘记你们。他在告诉白清萍——我还活着，你也要活着。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北平保密站的地址，写下“白清萍副站长收”。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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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莲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

孩子已经睡着了，小脸靠在她肩上，嘴角流着口水，把她肩头的衣服洇湿了一小片。她在李树琼旁边坐下，看了一眼桌上的信封。

“写信？”

李树琼把信封翻过来，扣在桌上。“嗯。北平的同事，问点事。”

白清莲没有追问。她把孩子换了个姿势，让他睡得更舒服一些。孩子哼了一声，又睡着了。她的手指在孩子背上轻轻拍着，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

“北平那边，还好吗？”她问。声音很轻，像是随口一问。

李树琼说：“还好。”

白清莲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她看着院子里的榕树，看着那些垂下来的气根，看着阳光在地上洒下的碎金。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李树琼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北平。在想她父母。在想那个她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李树琼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暖。

“清莲。”

“嗯。”

“等这边稳定了，我陪你们回去看看。”

白清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很淡。“好。”

她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她知道他也不知道。她只是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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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李树琼去了一趟邮局。

邮局在台北市区，坐公共汽车要半个多小时。他把信封投进邮箱的时候，手停了一下。信封落进去，掉在邮箱底部，发出很轻的一声响。他站在邮箱前面，看着那个黑洞洞的投递口，站了很久。邮局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人寄信，有人寄包裹，有人买邮票。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转身走出邮局。外面阳光很好，照在街道上，亮得晃眼。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台北的街道和北平不一样。北平的街道是灰色的，灰墙灰瓦灰马路，连天都是灰的。台北的街道是彩色的，绿的树，红的花，蓝的天，白的云。可他看着这些颜色，心里想的是北平的灰。那种灰，灰得踏实，灰得安心，灰得像老家的棉袄。

他抽完烟，把烟头按灭在垃圾桶上的沙盘里。然后上了公共汽车，回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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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一家人吃过饭，各自回屋。

白清莲把孩子哄睡了，放在被褥上。孩子侧着身，小拳头攥着，举在耳朵旁边，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她看着孩子的脸，嘴角弯着，带着一丝笑意。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发。孩子没有醒。

李树琼坐在矮桌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没有看。他的目光落在纸门上，落在那上面糊着的白纸上，落在月光透过纸门投下的朦胧光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