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说最终出兵，则全然是后勤决定的，而这个数字其实也有一个定数，一个早在多年前便让桓温孜孜以念，甚至如芒在背的数字——五万。

那是彼时全盛时期殷浩-谢尚-荀羡的兵马总和。

也是扬州-江左真正的野战军事供给实力。

桓温争夺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些个具体的几万部队，而是这些名正言顺的朝廷编制下，供养对应部队的经济体系分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谢尚和殷浩战败，桓温趁机夺取了北豫州的军权，北豫州的部队和司州那些部队，现在都是桓豁控制，但问题在于，北豫州和司州都很残破，而荆州又不可能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户口钱粮来养兵，只是夺兵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桓豁的战区后勤体系是两分的，司州那边靠着关中和荆州来做供给，而北豫州的一万多人其实还是来自于朝廷供给。

这就是意味着，桓温真正从江左的盘子里，割取了一万人。

这才是他真正扩充实力的体现。

而现在，另一个能体现出桓温这些年政治成果的事情出现了——就在朝廷做出了明确回复的同时，西府剩下一半的两大实力派，袁真和刘乘都向桓大司马默默提交了对应西府部队建制序列。

并列举了自己北上作战时能够调度的部队序列。

朝廷没有指责，没有安抚，没有提醒，只是沉默。

事到如此，桓温的权威再一次得到了明确体现与扩张，江左一半以上的野战兵力，或者西府，终于在一次次的政治侵蚀、军事拉锯中，完全倒向了他。

朝廷再度确认，江左只有防卫时稍微能起点效的禁军和北府在北徐州的那点野战兵力了。

实际上大胜的桓温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放过建康，复又直接上表，指责“执政者”枉顾国家大义，当此大变意图存兵自图，禁军倒也罢了……可没有西府、北府的支援，他就打不赢，打不赢全是执政者的责任。

还是想要北府，名正言顺的夺取北府。

而王述、王彪之则毫不客气的以保护皇帝为名义坚持己见，却又拚尽全力，避免皇帝与桓温之间的直接对立，甚至是直接对话。

这是最艰难局势下最正确的方略。

据刘乘所知，这里面也有谢安的明确建议，后者这个时候已经跑到建康去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小皇帝年华青春，脑子容易发热，一旦言语和政治表态失控，引发影响大局的事端就不好办了；另一方面，江左这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只剩下一个朝廷大义能够有效抑制桓温了，可越是如此，越需要避免主动使用这最后一块可“杀”可“闪”的木牌。

至于说你让刘乘怎么看？

当然是站着看，偶尔打着《三国杀》木牌来看。

他现在忙的不得了，忙着休养生息——这不是什么病句，而是实情，他现在最恐惧的就是部队没能得到有效休整，包括他自己他的幕属，他的将军们，他的战马，没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与整备。

所以，他强迫自己和下属，每五日休息两日，每日日落后不得轻易伏案。

并且确保有家眷的下属和士卒们都能够回家一趟，不拘是江左还是淮上周边，都能够在家待够十五日。

与此同时，就是眼睛盯着建康和河北。

而很快，建康这边的动静就落了下去，反而是河北的动静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大——如刘乘预想中的那样，这种不考虑后果的大规模动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且非常缓慢与迟钝。

从秋后就开始动员，一直到冬日，很多州郡的动员结果都还只是过半，且有很多郡国虽然动员起了丁口，却又拖拖拉拉，根本走不动道，也不知道是缺钱粮还是心怀苍生，又或者是存了别的心思。

但你要说老百姓立即造反，各地揭竿而起，太守、坞堡主、流民帅们各自明反暗抗，好像也没有，事情好像在缓缓推进着。

这就让之前摆出一副“大的要来了”的桓温，和已经接受“大的要来了”的建康都像小丑一样，但偏偏还不敢就此放松下来。

平心而论，这也算是属于预料之中的一种表现，就是五六十万卡在了某种极限上嘛。

然而，面对着这种最有利于寿春做休整的北方态势，如今已经完全成为寿春主人的刘乘看着汇集到手里的情报，心下反而愈发不安，因为他对时局的发展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困惑，一种极度让他不安的困惑，他现在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倒不是说他自大到了某种觉得自己总是能把握时代脉搏的地步。

而是说，在经历了足足半年的“泰山会战”后，他现在愈发恐惧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度陷入到之前那种漫长的、耗费了一切却又无效的情状。

他想要立竿见影的项目，甚至有点渴望暴风雨了。

如果非让他学袁真那样，占据一地，当个十年军阀、诸侯，他宁可回会稽写《三国演义》。

“你们不要说了。”

躺在龙榻上的慕容俊眼窝深陷，竟然没有如之前几日那般忽然暴怒。“与其让我解散丁口，沦为天下笑柄，我宁可扔下邺城，回龙城放马。”

—————我是回去放马的分割线———————

太祖与范武子固君臣，亦师生。一日，二者作牌戏，武子询之：“吾有惑当询公，公若有惑，询何人？”太祖默之良久，对曰：“平素赳赳，甚少惑，若作辨析，自是谢安石、郗嘉宾、罗宅仁、王景略、权子良诸贤。然，果至于心下不安，迷途无解，首念者，实王右军也。”武子讶其言。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