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们私下串联,又公开联名上书,闹得满城风雨。
机会难得,他们只等一声令下,便愿冲上草原建功立业。
然而,面对摩拳擦掌的众人,户部第一个站出来泼冷水:“诸位大人,光是西南一仗,国库便已支出巨额粮草,至今尚未填平。若再起北线战事,粮草军需、抚恤军械,这些钱又从何处而来?”
冬季运输损耗更大,少说也要翻倍。武勋们一开口便要组织十万大军北上,可曾想过每月需要多少钱粮?
如今国库本就不富裕,这些人实在是乱上添乱。
不仅如此,户部尚书又说出更加扎心的话语:“况且,诸位请谨记,马疽一旦传开,受影响的不只是军营,民间的畜牧、驿马、漕运马匹,也可能陆续染病。
“假如病源真在草原,战事一开,民夫、驿道,全都有可能因此感染,造成瘫痪。届时内地税粮驿道先断,大军必然哗变,如此后果,谁来承担?!”
仗打赢了,功劳全是武将的,粮草出问题却由户部背锅,这买卖极不划算。
再加上西南一事刚令户部吃了闷亏,所以这一次他们反对的态度颇为坚决。
紧接着,御史们转而弹劾北三州防控不力,失职致灾,又弹劾武勋不思救济天灾,反欲轻启战端,视人命为草芥。
总之,种种对错都被他们说了个遍。
反正灾祸之后必要问责官员,如今他们只是先把锅给分了出去。
只有太仆寺的人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他们负责管辖天下战马畜牧之事,此次爆发马疽,虽然是外界传入的无妄之灾,但按理说首当其冲要追究的,便是他们的责任。
太仆寺卿私下哀叹不断,一边令底下的人如实上报情况,一边又悄悄把数字写得好看些,再往上报。
他不敢报得太实,也不敢瞒得太狠,进退维谷之下,只盼着武勋这些人吵得再厉害些,最好没人能注意到角落里的太仆寺。
京城里忙着吵架,北边几州的地方官却是心急如焚。
隆州、昌州、幽州境内,都出现了零星疑似马疽的病死报告。
虽然情形尚不严重,可地方官们心里也都清楚,一旦朝廷决定趁机大军北上,粮草辎重都要从他们境内过,届时军民混杂,疫区扩散,粮草不足,随便哪一样都够地方吃不消。
昌州,陈王以为近年来匪患稍有控制,足以让他安生一阵子,却未料到又忽然爆发了马疽。
他唉声叹气之后,熟练地写信给项炳,感谢他及时通知,并请他支援人手、教导预防。
转眼间又过了数日,朝堂上的争论愈演愈烈。
主战派坚称,此刻就是北戎最虚弱的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若是放任北戎休养生息,日后卷土重来,边关百姓又要再受多少年的苦?
而反对派则咬定国库没钱,粮草也不够,如今马疽情况尚不明朗,难以控制,贸然启动北伐,极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
朝堂上吵成一锅粥,太后坐在帘后,始终一言不发。
刘茂冷眼旁观,心里却十分清楚,朝堂上无尽的争执,看似是文武之争,实则是各方势力在互相试探底线。
主战派想立功掌权,把各处分散的兵权重新握回手里。
反对派既怕花钱,也怕担责,更怕武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
御史们四处搅浑水,太仆寺只想自保,而地方官一心维稳。
竟然没人真正沉下心来,去调查北戎到底死了多少匹马,草原上又到底是怎样的光景。
也没人去好好想想,若是真打起这一仗,安州如何自处,其余几州又是否会配合。
想到这里,刘茂又想起那份从安州寄来的奏报,里面每一句话都写得清清楚楚,有理有据,既护住了安州的体面,又堵住了朝廷问责的理由。
只是刘茂自己也无法确定,项炳到底希不希望朝廷北伐。倘若真的举兵北上,他会乐意配合,还是暗中抵制?
朝堂上那些老家伙们心里各自打着算盘,这些年轻人的心思却更难猜得多。
无论如何,这一仗打不打都是一场大麻烦。
他不禁叹了口气。
这一场争论从深秋吵到初冬,仍没有定论。
主战派的武勋们清楚,己方刚在西南吃了亏,李振的四万大军至今还陷在蜀州,进退两难。因此,朝廷上下对武勋并不信任。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那往后数年,他们恐怕都要抬不起头来。
所以武勋们下定决心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们愿意出让京营里几个关键职位,交由文官共议。
第二,他们承诺北伐若成,缴获的战利品全部归入国库,将士封赏从简,绝不铺张。
要知道在此之前,无论是禁军还是团卫,均是武勋们把持的天下,文官们几乎无法插手。
让渡军营实权职位,等于是武勋们自己主动割肉,来换取文官和宗室等势力支持北伐。
这两个让步不可谓不大,但文官那边却并不买账。
他们对武勋的算盘看得一清二楚,现在就算让出几个位置,让文官坐上去,等武勋们打完仗立了功,回头再找借口要回去,谁能拦得住?
再者,西南那边事情还未了结,四万大军可不是小数,吃穿还由国库供着,如今武勋又要再拨出十万大军,国库哪里经得起这种折腾?
事实上,真正让朝堂上多数人犹豫不决的,正是西南的前车之鉴。
李振那四万大军出发入蜀时,何尝不是信心满满?
结果将近一年过去,除了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之外,一无所获。
即使如此,李振仍不肯回朝,生怕受到惩罚,找借口在蜀中拖着,不知在做些什么。
如今,武勋们又要纠结大军北上草原。
草原辽阔,作战严酷,谁能保证不会再重蹈覆辙?